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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贞无私的李晨
浏览次数:537      发布时间:2014-09-11

在民主革命时期,李晨爱憎分明,无所畏惧,转战豫皖苏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祖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李晨勤恳工作,发扬革命传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针对大跃进时的浮夸冒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颠倒,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晨的一生正如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在悼词中所说的那样,“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点燃爱国热情

李晨,又名李亚士, 1915年5月生于涡阳县城东李腰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时,身处家庭困境之中,由于上不起学,只好跟父亲学习识字,并帮助母亲干一些家务活。家境略有好转,李晨遂入县城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晨正在怀远县立初中上初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李晨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极为不满。他大声怒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救亡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李晨考入南京五卅中学读高中时,家庭经济状况逆转,他的生活学习费用难于维持,只得寄居在校外。将升入高三时,李晨对学校开展的“复古读经”、“军事训练”等活动十分反感,断然拒绝参加,放弃了拿高中文凭,继而深造的打算,作出返回家乡,寻找共产党的决定。

开展抗日宣传

回到家乡,李晨广泛接触进步青年,经王变三介绍,于1934年9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但未及一周,涡阳党组织突遭破坏,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逮捕、通缉,李晨也被迫匿身乡村。1936年春,李晨返回涡阳县城,与刘因等秘密筹组“抗日救亡宣传团”,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作准备。“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宣传团”在统一战线的促使下被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改名为“抗战自卫宣传大队”而允以公开活动。

李晨在宣传大队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同时协助刘因在《涡阳日报》上开辟了“抗战三日刊”版面,撰写了大量的宣传抗战必胜、批驳妥协论调的理论性文章。在“西安事变”一周年之际,宣传大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刺疼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以此为口实宣布对抗战自卫宣传大队进行改组,勒令李晨退出宣传大队。宣传大队对此改组坚决抵制,被迫解散。

李晨等受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启发,一道启程投奔延安去找共产党。2月中旬,他们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我党主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第五期五队学习。结业之际,李晨返回涡阳,并在途经西安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加入党的组织

1938年11月,第五战区安徽省涡阳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1939年春,李晨参加涡阳县动委会,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日的方针高度赞扬。国民党涡阳县长葛传尧未等他讲完即上台制止,并严加责问。李晨为此而被迫离开涡阳动委会,在同学的介绍下到安徽省青抗会驻阜阳办事处工作。

1939年7月4日,李晨重返涡阳动委会,同时与新四军游击支队驻涡联络站的任泊生(联络站长)、徐宏九(中共涡阳秘密县委书记)建立了联系。同年8月1日,李晨经徐宏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担任中共涡阳城中支部书记。

在党的领导下,李晨坚持了与国民党共事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采取了大力开展抗日宣传,秘密团结进步青年的方法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他经常在会刊《动员三日刊》上发表文章,后又经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同意 担任了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机关报《涡阳日报》编辑。李晨利用这两个刊物和自己的合法身份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40年3月,李品仙接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即下令解散具有一定抗日精神的安徽省各级动委会。与此同时,《动员三日刊》也被勒令停刊。李晨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分裂的行径,争取抗日力量,决定亲自编排《动员三日刊》休刊号。他和大家严守秘密,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动员三日刊》休刊号如期出版。李品仙在下令解散各级动委会的同时,命令各地各抗日宣传组织成员到立煌接受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李晨及时地召开了动委会内的党员会议,立即分头动员动委会和驻涡阳的省动委会第二十七委托工作团、省直属第二十八工作团、省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近百名工作人员到涡北新兴集参加了新四军。

领导抗敌反顽

初到新兴集,李晨被安排到《拂晓报社》担任记者。1940年4月,中共涡阳县委在涡北新兴集重新成立,李晨被调往涡阳县委负责统战工作。他利用自己熟悉环境,关系较多的有利条件,与边区工作队一起深入农村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1940年7月,涡阳抗日民主政权—涡阳县各界抗敌联合委员会成立,李晨担任抗联会主任。他着力推行免除赋役、公粮单一负担、限制剥削政策等,使农民负担逐步减轻。

1941年2月11日,日寇侵占涡阳县城。几天后,涡阳北地方武装涡北抗日自卫大队,越过涡河采用游击战术主动打击敌人,破坏其交通运输线,逼迫日寇撤离涡阳城。“涡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由边区党委负责人吴芝圃宣告在涡阳县城成立,李晨担任县长。不久,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涡阳县政府卷土重来,涡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为顾全大局又撤回涡北。但国民党军李仙洲部却趋步紧逼,公然向新四军游击支队创建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根据地军民本着自卫的原则,开始了艰苦的反顽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国民党顽军大兵压境,装备差、人数少的涡阳抗敌自卫团(原涡北抗日自卫大队)的一些战士思想情绪发生波动。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李晨改任自卫团专职团长。他与县委领导人一起动员区乡干部下连队当班长、“班政委”,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在1941年三四五月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外受日伪军的侵袭和国民党反共军的重兵压迫,内部出现了耿、吴、刘叛变事件,处境十分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国民党反共军最前线的涡阳抗敌自卫团为了支援主力部队,每人只留下了3颗子弹。李晨带领自卫团机智沉着地与国民党反共军及地方反动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一些同志壮烈牺牲。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原新四军游击支队)及根据地各级党政人员撤往津浦路东,豫皖苏边军民历尽艰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又沦入日伪军国民党反共军之手,涡北人民重陷苦难之中。到津浦路东,李晨被分配到苏皖边区的泗阳县委任宣传部长、敌工部长。

进行自己斗争

1944年8月,彭雪枫师长率领新四军第四师誓师西进,收复了路西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永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李晨重返涡北担任永涡县长,并兼任县独立团长。这年底,永涡县首次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针对群众一方面迫切要求推翻剥削的重负,解决生活的困难,一方面又受到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怕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遭受报复的顾虑,他深入细致地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分期培训了三批农民积极分子,使减租减息工作逐步展开。

1946年秋,内战爆发,国民党新五军和接防的国民党五十八军接连不断地向雪涡县(原永涡县)清剿扫荡。这时雪涡、宿县两县合并为雪涡宿中心县委;两县政权合并成立了雪涡宿联合办事处;两县武装也同时合并成立了华中八分区二支队,作为分区主力部队。李晨任中心县委委员、联合办事处主任。11月底,我党政武装全部西撤到豫东。涡北解放区再次陷入国民党反动派之手,许多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

在大部队离开涡北的途中,原雪涡县的干部和武装人员约500人在李晨的带领下担任了掩护任务。他们坚守在雪涡县的燕小庄,在拂晓将敌人阻挡在庄北,展开了顽强的战斗,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在部队已远去,才依次撤离。

豫皖苏军区于1946年12月12日在河南省睢县平岗集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提出了“敌进我进,敌不进我也进”的军事方针,同时将原华中八分区改为豫皖苏三分区,重组了领导班子。李晨被任命为雪涡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大队政委。

发展革命力量

1947年元月3日,李晨带领雪涡县干部、战士随军区主力返回雪涡县,并于元月7日一举攻克涡阳城。李晨乘敌受到重伤的时机,率领雪涡党政武装迅速地恢复了观堂、裴桥、义门区,接着又恢复了雪枫、丹城、黄口、龙山等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亦随之建立。李晨和各级干部向群众表达了“决不再离开这里的决心”,渐渐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得到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国民党五十八军又以加倍的疯狂进行报复。他们利用兵力上的优势向雪涡县进行了梳篦式的逐村清剿扫荡。李晨带领雪涡党政武装人员下定了“宁死也不撤离”的决心,紧紧依靠群众,采取往复穿插的运动战,使敌人顾首不顾尾,摸不着头脑,不但没有受到损失,还进一步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务必剿灭”的计划。同时,他们还配合主力歼灭了部分来犯之敌,扑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李晨利用敌人稍有收敛的喘息之机,将雪涡县大队从几十人很快地发展到3个连,计300余人,各区也都有了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区队武装。

这年6月初,国民党新十旅三十二团在三十团及国民党涡阳联防大队、永城保安大队的配合下,计有六个营的兵力又开始了对雪涡县的清剿。敌人采取互相配合,日夜不断,前扫后清,步步紧追,分进合击的新方式,给雪涡县党政武装造成了最为险恶的局面。雪涡县地方武装连粗劣的饭菜一天也不能吃一顿,身上衣服破烂不堪,虱子成堆。李晨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但仍是十分乐观,情绪饱满,使同志们很受鼓舞。面对这种情况,李晨认真分析形势变化,总结反“清剿”经验,运用人员安插到有可靠关系的村庄了解情况,掌握敌情,惩奸除霸来协助我游击小队的活动,而游击小队则寻找机会袭击敌人零散、小股武装和地方武装,以鼓舞士气,掩护暗插人员,保证他们的安全。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大洋一千捉拿,并于报上多次造谣:“李晨匪军窜犯某地被我击溃”、“匪首李晨在某地被我击毙”等等。同年7月,雪涡县大队集中力量在三分区二支队的配合下展开反击战,争取主动,才扭转了局势。

开辟涡南新区

为打开涡河以南的局面,李晨于9月间奉命到涡南,以带去的雪涡县县大队一个连的武装为基础成立了三分区三支队,李晨任支队长。三支队活动于涡(阳)、蒙(城)、阜(阳)、毫(县)等地区,首先建立了涡蒙阜毫办事处(李晨任办事处主任),为在涡南开辟新区奠定的基础。10月22日,中共豫皖苏边区六地委和涡阳县委同时建立,李晨被任命为六专署副专员兼涡阳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

涡阳县委成立后,李晨充分发挥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的工作经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开辟建立了八个区政权,并使原只有一个排的涡阳县大队发展到近百人。涡阳县武装力量壮大后,李晨带领县大队向国民党反动武装展开了正面战斗,计消灭国民党常备队一个连、涡阳县联防大队两个连和地主武装老牛会二百余人及部分乡队武装,国民党涡阳县政府急忙退往蒙城境内。到1948年4月,涡阳全境解放,李晨的名字在涡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淮海战役打响后, 李晨亲往各县交通口岸组建兵站,经常与华东支前司令部联系并领受任务,为支援淮海战役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3月,按照原区划,建立了阜阳地委、阜阳专署,李晨任阜阳专员公署副专员。

坚持正义立场

渡江战役胜利后,李晨被委任为南京市委秘书处处长。10月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干部大队任支队长,到达重庆后身兼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多种职务。1954年11月,李晨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初又兼任云南省人委外事处厅局级处长、党组书记。1956年3月25日,李晨被调到北京,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1958年,“大跃进”的步伐一日千里。小麦水稻亩产数千斤、数万斤的新闻报道常常使人瞠目结舌。家乡涡阳吹来的阵阵“喜讯”和报刊上不断激增的亩产量使李晨困惑不解,终于促成了他1958年8月20日的涡阳之行。抵达涡阳,李晨首先看望了父老乡亲和那些曾为革命的胜利默默地贡献过一切的老根据地农民,直入村庄 查看了几家群众的午饭,完全不是报道的那样。

返回北京,李晨心事重重,郁郁寡欢,沉痛地对妻子杨秀松说:“我可不是石头心,是人啊,这样下去是要饿死人的!”李晨坦然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反映了农村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受到通报批评,被接连批斗了50多场。

1959年6月,李晨被调到吉林省任通化地委书记处书记。他毫无怨言地旋即赴任,并进一步对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广泛地调查,李晨给吉林省委写信作思想汇报时说:“在我思想没转变过来之前,让我担任职务可能还要犯错误。”

时隔不久,李晨再次降职并降薪到吉林电石厂任车间主任,接受劳动改造和工人的监督。他到电石厂后与工人打成一片,带领工人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和工人一样劳动,和工人一样的忍受饥寒,从不说一句埋怨话,深得工人敬重和爱戴。

1962年12月25日,在中共吉林省委作出甄别结论,摘掉了李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将原留党察看二年改为党内严重警告,补发了被扣发的700多元工资,但仍认定李晨犯有右倾错误。对此,李晨光明磊落地向组织再次申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将补发的工资全都上交给国家用于经济建设。

1963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任命李晨为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厄运再次降临,“造反派”强令李晨交待“罪行”,“走资派”、“反党分子”的帽子又一顶顶地向李晨飞来。李晨对大批干部被打倒、被揪斗实在不能理解,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行”,即坚决拒绝写交待。“造反派”对他软硬兼施,又给他拿来“样板”材料供他效仿。李晨正言厉色地说:“我不看!”造反派们十分恼火,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斗。与他一起被批斗的干部看李晨太受折磨,就代他写好“交待”。可要李晨签字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签字。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一切都被颠倒了.李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分子,长期被隔离在省政协院内,受到无情地打击和残酷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地摧残。1971年8月4日,李晨终因身心长期遭受磨折煎熬而致脑溢血。自此,虽头脑清醒,但再也未能站立起来。

“四人帮”被打倒后的1978年11月25日,中共吉林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作出了为李晨彻底平反的决定,并销毁全部的诬陷材料。

1982年5月29日,李晨病逝于蚌埠,终年67岁。

依照李晨生前遗嘱,李晨的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他的骨灰撒在了养育他和他战斗过的淮河岸边,涡水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