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中国共产党亳州历史(第一卷)第一编
浏览次数:716      发布时间:2014-09-16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亳州的传播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

一、“五四”运动前的政治经济状况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本国封建政治和外国侵略伟大斗争的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于资产阶段的软弱和退让,革命果实被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袁世凯窃取了,所谓中华民国徒有虚名。此后,帝国主义为了他们的各自利益,扶植一派或几派军阀作为其代理人。这些军阀为扩充地盘,争权夺利,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从此形成了兵连祸结、内战不已、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五四”运动前的亳州,同全国一样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1911年谯城区由亳州改称亳县,先后由代表封建官僚利益的王壬葵、李维源、汪虎会县长。地方武装由毅军统领王乃朴和安武军第二旅李传业率兵三个营在亳城涡北、北关和城东驻防。历任县长与驻军首领和封建地主姜、蒋、刘、李、耿、马、路、汤八大家庭相互勾结,形成一个庞大的地方统治集团。地主阶级为保护其自身利益,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由清末提督、民初昭武上将军的姜桂题(外号姜老过)、马小斋、蒋逊之(蒋谦)和李传业、李时舟等,组织了两个乡团会,笼络匪徒,掠夺善良。蒋逊三由民初的清乡会长又当上了商会长,包揽全县的税捐,后又兼警备团长,借收种种杂税,百般勒索百姓,供其享受挥霍。在他们的统治下,亳县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涡阳,不仅封建官府欺压百姓,而且反动军阀和封建帮会祸害乡邻,为非作歹。一九一八年冬,清政府旧官员张勋带五千人(定武军)前往北京复辟帝位,重保宣统,结果被段其瑞打败。张勋部二千余人退至涡阳,其中一个营约五百人驻防于涡阳。该军纪律败坏,经常任意敲诈勒索,打骂群众。一次,该军匪兵拿群众李友杰一只鹌鹑,李不同意,竟被毒打后投入涡阳淹死。许多士兵在街上买东西不给钱。

清末以后,封建帮会组织(三翻子)在涡阳已有较大发展,存在六十多年。开始,他们反清保汉,后来演变成封建势力统治人民的工具。当时帮会成员约二万余人,主要有以王凤来为首的封建势力当权派,以夏颜宾为首的封建霸头。他们各据一方,自称师傅。大流氓孙锦川(工会理事长)所发展的徒众,大部分是理发工人、浴池工人、木业工人,一部分是城镇地痞流氓,先后发展五百余人,占领涡阳城,敲诈勒索,压迫人民。马名勋(壮丁集训大队付队长、军事合作站主任)发展地方封建地主及军政人员数百人,踞城关五里湾一带欺压人民。马子允以陈总、士坤的身份占据阎集、双庙集、大王店一带,飞扬跋扈,明拿暗抢,稍有反抗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

封建特权阶层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亳州地处淮北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小麦、玉米、豆类等五谷杂粮,经济作物如白芍、菊花、紫苑、金针、桑皮、桃杏仁、白芥子等药材产量也相当可观。鸦片战争前,仅亳县白芍年产量就有200万斤左右。清末民初,由于农民负担沉重,很多自耕农破产,农村大片土地荒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以致形成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916年前后,亳县境内的八大家庭,利用其封建特权,勾结官府,采取强置兼并等手段,向农民掠夺土地30余万亩,每年收租粮二千余万斤。其中姜桂题的儿子姜瑞云先后在十九里的姜屯,沿涡河西至鹿邑之太清宫一带,共拉杆强置和掠夺民田5万余亩,安寄庄子30多个,有大小佃户两千余家,每年收租30余万斤,当时有50里不出姜田之称。而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土地20%。可见土地兼并的严重性,是以证明封建土地制度的极端不合理。

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出租给天地和少地农户或雇用农民耕作。土地出租有三种形式:一是包租,按士兵议定租额。二是分租,根据土地好坏以及种料、肥料、牲畜等生产资料归谁提供来规定分租比例,有三、七分租,四、六分租等。三是力租,地主划给几亩地耕作,农民全年无偿给地主劳动,以力抵租。遇上荒年或天灾人窝,农民交不起地租,或向富人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蒙城政出》(1915年)对当时高利贷盘剥有一段记载:“富户放债给贫民,叫什么走苗帐、麦铳子、钱决子种种名目。以地一亩,勒写当价一串,放稞麦一斗,秋得5斗,到时不还,地交保人佃种。凡此愈剥愈重,况有二八毛线,作为铜元,潮毛糙粮,高招市价,贫者只顾眼前,富者乘此图利。譬如,有地10亩,借钱10串,就是丰收年成也不够还债”。这种封建土地制度残酷剥削农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封建地主不仅在经济剥削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压迫劳动人民。他们对劳苦大众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到处私设会堂、监狱,残酷迫害人民。如涡阳县城关三里黄农民张怀勋、张效先等六人,因借地主张明德三斗粮食的高利贷到期没有还清,即被抓去做监。张效先一贫如洗,借贷无门,结果儿子被活活饿死。农民张玉德、倪广文因小孩割草碰坏地主张明德的庄稼,被张明德毒打后,又强迫张、倪二人当众跪在针尖上。

沉重的地租,繁重的田斌,各种差役,惊人的高利贷及兵、灾、匪、祸的灾难,逼得无数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哀鸿遍野。

二、帝国主义对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

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进行经济侵略。从1907年开始,各列强不仅向亳州倾销大量工业品电,而且将大批吸烟的粮食(小麦、黄豆等)和轻工业原料(如牛皮、牛油、问毛等)通过涡河运往南京、镇江、上海等商口,再输送国外。“五四”前,外国商品在亳县的流量约占市场总流量的20%,如美国的“美孚”煤油、布匹和纸烟,英国的“鹰牌”煤油,日本的仁丹,德国的药品及日用化工品多达数十种。外国商品大批充斥亳州市场,严重打击了本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全县不少手工业和商业破产,还严重地破坏了我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亳州市的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了。

帝国主义为达到进一步统治中国,永远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目的,还采取奴化教育,利用宗教,从思想和心灵上麻醉中国人民。鸦片战争后,他们在亳州各地建教堂、办教会。1879年,英国天主教传教士瞿功昭来亳传教,鉴于城内人民的反抗情绪,遂在淝河口建天主堂。因教士包庇莠民,干涉亳州行政,引起与地方官府的纠纷。1901年,法籍总驿驻亳州传教,在城里州东街建天主教堂。德国人费彤神父相继来亳传教,修女在崔振岭、陈献云2人。当时天主教的经典有《六瑞经》、《致魂经》、《早晚课》、《周主日祷文》等,是教徒必修课程。只有读完必修课,才准予受洗入教,成为真正的教徒。基督教方面,1897年,美基督教传教士白某来亳,在亳城涡北建立教堂。1910年,美国人包治丕自山东来亳传教。当时入基督教者不多,包治丕勾结官府,拉拢豪绅,扩大教堂,并雇用中国人布道。1915年,基督教涡北教堂正式建立。1924年,包治丕的弟弟包万德、妹妹包爱德亦来亳,逐户布道,教徒达2000多人。传教士在办教堂的同时,还附办女校。女校的学生每天只能在晚上听两个小时的圣经课,白天则为他们做工,实际是他们的廉价童工。一些传教土披着宗教外衣,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一些教徒凭借各地特权,横行乡里,迫害百姓。

天主教在涡阳的传播十分迅速。1904年,德国天主教主聂思聪由凤台阚町集来涡阳县城,在城西北角购地建堂,继而又在各大集建立分教堂二十余所,以“念圣经”来欺骗毒化少年及群众。天主教士用封建势力和小恩小惠相结合的方法发展教徒,教会用粮和钱假意救济贫苦民众,诱劝他们入教,待入教后,救济也就减少了。灾荒年,穷苦的人多了,教会便规定:凡是他的教徒才可救济,不是教徒者不救济。其次,在天主教堂内开设小型医院,用零星的药品行医,入教者可以治疗,不入教者不给治疗。三是勾结地方封建势力欺骗人民群众,如群众发生吵嘴,打架斗殴,争夺田地等到官府打官司,即使教徒无理也可打赢。如曹市李庄李永和在神父的支持下,无理侵占李现恒的土地并打伤人,李永和却打赢了官司。至涡阳解放前夕,教徒达一万余人,在龙山、新兴集、义门集、张村铺等二十余个集镇,建立了天主教分堂,并在附近三十多个村庄发展教徒。

国外教会在蒙城的传教活动也很深入。1907年,基督教牧师孙子彬受美国圣经会怀远差会委托,在县城新民街建礼拜堂8间,发展教徒。1910年,美国传教士罗炳生在移村、双涧设基督教分会,以工化赈开挖潘沟、华洋沟,借机传教。1916年,全县教徒男102人,女27人。1917年,县城教会创办“合美小学”。学生每日早饭后作“小礼拜”,牧师讲“圣经”,学生读“圣经”,附设语文、数学等学科。范集、王集、小涧、岳坊等集镇先后都设有分会。此外,天主教徒在蒙城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他们建立教堂,设小型医疗室,创办小学,来收教徒子女上学。

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披着仁慈善良的外衣,在亳州布道传教,但灵魂深处极其丑恶。他们不但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文化,甚至有的神父还残无人性地侮辱中国妇女,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欺压中国百姓。教徒刘雪真(张村铺人)因家穷父早死,她十三岁在天主教堂内当仆女,后遭到神父的强行奸污。亳州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自发地向封建腐朽势力及其走狗展开激烈的斗争。

三、亳州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

1910年夏秋之交,阴雨连绵,暴雨成灾,亳州境内的田间庄稼几乎全部被淹,农民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有的甚至举家出逃。1911年10月,响应辛亥革命的淮上军挥师走进亳州,很多饥民加入了起义队伍,使淮上军势力大增。驻亳州清军统领李辅勋派人和淮上军接洽,表面上愿意缴械投降,实际上设下埋伏,暗藏杀机。11月30日,当淮上军行至亳州溜子集时,清军开炮猛击,淮上军程思普等仓促应战,虽士兵英勇战斗,但众寡明暗悬殊,受到很大损失,牺牲50多人,伤100多人,被迫撤回颖州。1914年,亳县境内青红各帮会和大量饥民响应豫西朗农民反袁(世凯)起义,纷纷加入白朗义军,攻加亳城,沉重打击了当地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

1898年,涡阳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歉收,加之封建地主残酷剥削,特别是官营盐店依仗官势,常借口盐数短少,勒逼运盐户加倍赔偿,农民蓄恨已久,于是年古历十一月十八日在农民刘朝栋(外号刘疙瘩)、牛如秀等人领导下,在曹市聚众起义。在其影响下,涡阳全境方圆100余里的贫苦农民纷纷结捻起义,农民领袖有三十八人,十九处聚众达二万多人。后因义军队伍内部不和,被清军各个镇压下去。1912年涡阳发生水灾,秋季作物全部失收,农民生活无着,伪县府不但不设法急救,且强迫农民交纳银粮。青町集小魏庄魏帮俊在刘集附近召集农民千余人发动“抗粮”运动。抗粮农民由曹市渡涡河南下,准备攻打县府,即被大地主牛幼继、传总牛在桂报告给蒙城县军警,对抗粮农民进行围攻,激战数小时,终因武器落后,粮食缺乏,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

1910年夏秋之交,蒙城水灾尤重。8月2日,饥民李大治、张学谦等人在双涧聚众起义,提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队伍发展到4万余人,转战于蒙城、凤台、怀远、宿州、凤阳等地。1913年皖北水灾严重,饥民生活无着。第二年春,农民青黄不接,三义集一带饥民,以乐土集孟家庄孟兆贵为首,在泥沟庙举义,驰骋蒙城、凤台、颖上、怀远等地,杀官吏,毁牢狱,开仓济贫。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被镇压。

亳州人民的多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沉痛打击了皖北的封建阶级,扫荡了反动势力,动摇了封建政府和反动军阀统治的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亳州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更加奋发有为。

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亳州历史悠久,经济发展,集市贸易异常繁重,素有“小南京”之称。手工业很早时候就相当发达,较著名的是竹制品和丝织品。如亳州纱灯,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不用时可以象伞一样收起,上面足层薄如蝉翼的轻纱,色泛粉红,烛光透明,外着各种清晰醒目的艺术剪贴,异常美观,销路甚广。作为贡品的“万寿绸”被面畅销全国。其它如丝罗底,经久而用,年产三四千匹,各色丝带年产15万对。此外,蒸茏、雨伞、爬子等手工品销售也很可观。牛、羊皮加工业有所发展,清末加工牛、羊皮的厂家有28家,年产羊皮16万张,牛皮40万张。尤其打铜卷郭怡兴用本地羊毛加工成一种鲜艳夺目、色泽不退、质地细软的毡毯,在国外也颇受欢迎,1914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质奖。其次,铁货、铜货加工业也相当发达。后来由于受到外国商品的排济,曾一度衰退。

辛亥革命后,亳州商业开始复苏。亳芍、菊花等药材不但种植面积大,销路广,而且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其次是鸦片的引入由种植到加工(制成烟和海洛因)、经销一条龙。鸦片商人公开设烟馆,商人们为牟取高额利润,将海烙因、烟土推销至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加之罂粟及其籽均可入药,便同白芍、菊花等药材一起汇集市场,远及云、集、川、陕等地。药商和烟贩云集于亳,使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

随着外省商业者的不断增加,各地同乡会馆相继成立,在亳城曾建有江宁、浙江、福建、山陕、两湖、湖广、三楚、河南、徽州、宁池、江西、怀庆等地几处会馆。随之,金融外兑,典当洋行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大街小巷、涡河两岸地地皆是。为商业服务的涡河码头、二码头、董家街码头和财神阁太平桥码头,过往船帜不断,有码头工人1000多位。

商业的繁荣推动为工业的发展。1912年上海资本家陈春权与兴化县资本家王希森,联合在亳州开办了同茂顺蛋厂,使用男女打蛋工50余人,月产量8万枚。后又增加“裕源”和“源丰”两个蛋厂,从此亳州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这些厂的工人大都来源于城市贫民和农村中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工人们之间相互同情,相互支援,一家有难大家来帮,形成了一个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的战斗集体。1917年夏天,亳县蛋厂工人由于天气炎热,操作艰辛,全厂40多名工人集合起来,要求资本家改善工作条件,要求厂家发给劳动保护用品(4尺白布)等,资本家以种种借口拒不接受。后经工人说理斗争,资本家只好认辅,并保证以后按时发给。工人斗争的胜利,显示了这个新生的革命阶级的力量是不能低估的。

五、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全国各地军阀兴起,互为内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人们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必须广泛地教育民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力提高新道德、新文化,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亳州在反迫害反剥削的斗争中,逐步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反封思想,抨杀封建的伦理道德,提供文学革命,主张改良国民教育。1905年高语罕、朱蕴山主办《安徽通俗报》,提供自电与革命。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从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亳州是皖西北的经济文化重镇,教育比起其它城市也不甘落后。1905年,清朝光绪帝明令废除科举制度,采取  方式培养选拔人才。是年正月,亳州建立了第一所高等小学堂,课程设有历史、地埋、英文、算学、体操、音乐等科。学堂的教员(当时称教习)大多数是亳州或皖北各地比较著名的举员。学堂第一期招教学生100余人。1906年,又开办了两所官立初等小学堂。1909年,高等小学堂分为南北两院,南院改为预科中学,并附设一所师范传习所,北院仍为高等小学堂。

1916年,在预科中学的基础上改设县立初级中学,这是境内第一所中学。是年,锁席卿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在妇女中宣传民主科学、男女平等、师生平等的思想,掀起剪发放足运动。所有这些,都引起了社会共鸣,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解放了几千年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

涡阳、蒙城等地废除旧学制、兴办新式学校之风地颇为盛行。在涡阳,1903年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堂,并设中学一班。1913年又开办小学二十所,按照自治范围划分八个学区,入学者一千余人。在蒙城,1905年设县立高等小学堂,招收高初年级学生各一班,共100名。1915年县立高等小学堂改称第一高等小学,城关袒师庙、文王庙及双涧、高隍、板桥、乐土等集镇,先后开办七所国民小学校。1916年,蒙城县共有国民小学校10所,学生408人,教师24名。

亳州进步人士在认真办好新式学校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走向社会,深入群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提出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口号。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破除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它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要求进步,要求科学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情,为马克思主义在亳州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五四”运动对亳州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亳州的传播

 

一、亳州人民积极响应“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逐渐波及亳州地区,一些进步人士和势血青年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积极的响应和声援活动。

在亳县,知识界50多名教师,满腔义愤,带领名校学生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严惩卖国贼”等口号走上街头。此后又组织100多名学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宣传队和检查组,不少工人和市民也加入抵制日货的行列,检查各商店货物,责令商人焚毁日货,劝导群众提倡国货。如:当时城里二郎庙不少群众得了“虎列拉”病,宁死不肯吃日本的“灵宝丹”药。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一些工人、市民与学生一起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亳县西火神庙、古关帝庙、僧王祠等小学的进步教师,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冲破陈腐观念,废止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教学。知识青年李兰秀、郭道弥等纷纷去北京、南京求学,并组织旅外同学会,加强亳县与外地的联系。一些进步书籍相继进入,有进步思想的电影和话剧也开始出现。旅外学生回亳,大力宣传男剪发、女放足,办女校、实行男女平等。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把持的柳湖书院也改名为学堂,并附设预科中学。随着城市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农村也受到了影响,在双涧、古城、高公庙等较大的集镇也先后建立了学堂,开办学校,培养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

在涡阳,国民小学的一些都受“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教材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学生们很受启发,曾有数人到天主教堂等处用粉笔书写“打倒朝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些市民自发地抵制日货,拒用洋货。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一些进步人士积极兴办新学校,旨在普及平民教育,改善涡阳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1923年春,以潘廷斋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提出国文改良,反对八股文,号召学校用白话文教学。在他的倡导下,除少数私塾外,国民小学和多数私塾学堂都改用了白话文,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接着,又进行学制改革,把上学原“三三制”(初小三年、高小三年)改为“三四制”(初小三年、高小四年),使“五四”新思潮在涡阳得到广泛响应和传播。

在蒙城,声援“五四”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北京求学的蒙城籍学生孙国镇、马牧周、马卫宾、杨晋三等人,于5月8日赶回蒙城,负责发动青年学生响应“五四”运动。他们立即主持召开由10多个小学校长参加会议,发动学生进行声援活动,并很快组织了宣传队和检查队。5月15日,数百名师生在城南门外蚕桑学校门前集合,沿街游行示威,师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参加宣传的学生,手持红绿小旗,在曹巷口、钟鼓楼、石家巷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有的还站在大桌子上宣传爱国道理。参加检查队的学生,先后在南北大街清查了恒泰、鸿兴、义聚恒、德大祥、义兴永等,十几家商店的日货,并把查出的洋袜子、汗衫、日光皂、洋瓷贫等仇货(外国货)一一登记,同时告诫店主:只准把现存的仇货卖完,以后不准再购进。

蒙城爱国青年的行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安徽督军马职甲闻之,即电令蒙城伪县长程铭善:“地方秩序自应切实维护,倘有不肖之徒,借端煽动,务希悉力制止,以遏乱萌”。但程铭誉看到学生爱国运动空前高涨,恐触众怒,难以收场,未敢轻举妄动,使得此次蒙城爱国青年的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直至6月3日北平反动当局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为止。

二、亳州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觉醒了亳州人民指明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鼓舞和推动了亳州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

1920年,英国帝国主义者派人来亳,在南京巷建“打蛋庄”,当地群众称之为“滚蛋庄”。为谋取暴利,资本家使用各种手段,从四乡掠夺蛋品原料,当地蛋厂遭受倾轧,几乎停产,部分工人失业,生活无着。于是,觉悟了的工人推选十多名代表,以工人王登为首向英国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展开了说理斗争,历数了他们的经济掠夺罪行,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当英国资本家指使狗腿子殴打工人代表时,工人们怒不可遏,一起涌进“打蛋庄”将机器砸坏,狗腿子也被当场打死。这场斗争,大长了工人的志气,大灭了洋人的威风。同年底,英商只好抽资停产,灰溜溜地逃往青岛。

亳县蛋厂工人斗争的胜利,增强了亳州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0年,蒙城县教育局长戴守则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教育经费8000多元,并将所贪污的经费投资到“生昌号”经商。戴守则贪污营私的丑闻传到社会上后,激起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不满。同年8月,以孙镇国为首的旅外学生联络当地学生会和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经费清算“清算委员会”,发动各校学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声势浩大的驱戴斗争。他们首先派代表到教育局找到戴守则,有理有据地当面揭露他的贪污行为。戴在事实面前惊慌失措,借故溜到后院越墙逃走。于是,代表一齐拥到县政府,要求罢免戴守则的局长,县长刘士翘慑于群众威力,便撤了戴守则的教育局长职务。1921年,蒙城县县长华维经一上任就依靠县商会会长李麟阁和团防局长李采亭等,贪脏枉法,搜刮民财,把蒙城搞得乌烟瘴气。以戴经武为首的旅外学生,联合一些进步青年,联名告到省城,持续闹了3个多月,直到省政府几次来人调查,革了华维经的官职,斗争才算暂时停止。1921年6月,安庆学生为了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省议会请愿。当时安徽省督军马联甲派人于6月2日打死请愿学生姜高琦、周肇基,造成安徽“六·二”惨案,遂引起众怒,并通电全省各地。蒙城旅外学生会得知后,以戴经武、段钟岳为首的旅外学生会,召集旅外学生40多人,并邀请教育界、商界及乡间学生代表,在县城明伦堂为姜高琦开追悼会,参加者有1000多人,有力地声援了“六·二”运动。

1921年前后,美、德、意等国传教士,利用在亳地建立的一些教堂,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略,大量培植势力,依仗特权侵占民宅、奸污妇女,无恶不作。亳州人民与之进行了种种反抗,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当时群众编成小唱:“洋鬼子真胡闹,跑到中国来传教;信仰耶稣做祷告,主权自由都失掉”,尖锐地揭露了传教士的虚伪性和侵略本质,以唤起民众起来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在亳州的传播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全国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先后增加到100多种,其中较著名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湘江评论》、《觉悟》、《广东中华新报》等,评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论文,刊登《共产党宣言》等文章,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1年1月,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是安徽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它通俗地叙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知识,要求应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宣传传播的同时,亳州各地也开始出现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和组织。在亳县,新民书局、广益书局等新式书店相继设立,《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白话书信》等进步出籍在这些书店出售,每天都吸引了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革命理论,学习新鲜知识,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这些新式书店成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场所。此后,早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亳县还组织了“涌研社”,以新的说唱为主要形式,以新人新事新思想为主要内容,不断宣传革命真理。亳县高公庙学校穆拉本拿着陈独秀的文章,激动地上街宣传,很多人听了赞叹不已。1921年,亳籍学生陈泉生等在南京创办刊物《涡上先锋》,成为旅外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在涡阳,1922年进步知识分子王崇典(即王彝文),在芜湖芜关中学上学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每逢寒暑假回到涡阳,就在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至1925年,涡阳赴宿县、南京等地上学的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王立仁(即王伯衡)、魏一博(即魏继高)等人从学校带回300多册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如《中国青年》、《响导》、《经验批判论》等和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画像,在涡阳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传阅,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涡阳掀起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

在蒙城,“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汉求学的革命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旅外学生会,学习先进理论,并利用假期回乡期间,把带回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把《新青年》、《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散发给教师、学生和一些市民手里,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宣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亳州各地迅猛传播,引导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自觉的革命党人。

 

第二章  中共亳州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五州”运动对亳州的影响

一、亳州人民积极声援“五州”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资纱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演讲和示威活动。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五州”运动掀起全国革命的高潮。

“五州”惨案的消息得到亳州,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慨,亳县、涡阳、蒙城等地纷纷成立“沪案”后援会,迅速掀起了以学生为先锋、社会工商各界为主体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

亳县各界人士积极行动,热烈声援,很快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教育界各校学生和工商界人士联合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出帝国主义于中国”等口号。商界200多名代表把传单印发给商人,在包装纸上印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等字样。在“五州”惨案一周年纪念时,城里各工商团体和各样学生,组织起来到主要街道讲演,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抵制日货运动。

涡阳各界以王崇典等进步人士为首,毅然走上街头演说,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迅速成立了以商学界为主的“沪汉惨案外交后援会”。7月10日,王崇典在孔庙主持召开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驻涡军阀闻讯赶到现场,要逮捕王崇典。与会人员毫不畏惧,冲垮军阀部队的阻拦,涌上街头,进行反帝示威。参加游行的人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独立”的旗帜,高唱自编的反帝歌曲:

方今肆虐一倭奴,入据中原别有图。

旅大未来真可恨,澎台久占是何故。

横行海内奚堪问,何时能消大众羞。

异臭腥  侮我族,好如不共戴天仇。

游行持续两个多小时,情绪极为高昂,并检查名商店的日货、英货,“成为涡阳空前之民众运动”。

蒙城工人、学生、商界人士于6月中旬纷纷举行集合游行,并成立“蒙城沪案后援会”,并致电上海的“申、新两报馆转全国各界公鉴,沪汉案起,举国同愤,公理何在,人道何在,务望一致力争,敞会誓为反援,临电悲愤”。

在声援“五州”运动中,各县、各界群众、青年学生广泛清唱《天晕歌》,以教育、宣传、发动群众。歌词大意是:

“天晕地惨沪江边,英日逞张权,惨害我青年。弹如雨,血如泉,人死奉空拳。尸横大道前,此仇不共天。蛮横大和会,野蛮不列颠,同胞勿忘五月州,民国十四年。可怜小英豪,誓死为同胞。英国人,日本兵,罪恶比天高,此仇不能报,大恨怎么消。同胞齐奋起,不屈更不挠,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经济断交”。

二、开展抵制日、英货物斗争

在轰轰烈烈声援“五州”运动同时,亳州所属各县广泛开展抵制日、英货物运动,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买日货”的标准,贴满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号召群众不买和不使用日、英货物。在亳县,还组织了检查组到各商店检查货物,当他们在白布大街裕兴商店检查时,发现该商店仍在经营日本“洋火”,学生无比气愤地把“洋火”撒满街道,并勒令该店停止营业。抵制日、英货物很快波及农村集镇,十八里、大寺、双沟集等学校学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检查日货。在涡阳,示威群众还查抄了“和合”、“天成”、“华美”等商号经销的日、英、美生产的布匹、药品、日用品,并当众焚毁,吓得在涡阳开设的英美烟草公司自行关闭。

“五州”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亳州人民在经历了这场反帝斗争后,革命觉悟有了提高,增强了反帝反封建的信心,为党组织的建立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节  中共亳州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一、中共涡阳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5年开始,亳州就有了党的活动,1926年出现党小组,是安徽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此,亳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迎接北伐,促进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中共涡阳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5年,“五州”运动后,涡阳籍学生魏继高(魏一博)在宿县省立第十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王伯衡(王立仁)在南京安徽公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寒暑假回到涡阳,积极活动,介绍王汉光入党。同年秋,涡阳党小组建立,魏继高负总责。继之又发展丁怀武、吴延寿、孙成玉、孙锦标、王光等人入党。1926年底,中共涡阳支部成立,魏继高任支部书记,王伯衡任宣传委员,王汉光任组织委员,直属中共宿城独支领导。

1927年春,为迎接北伐军,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在中共涡阳支部的主持下,秘密召开有进步青年50多人参加的“国民党涡阳临时县党部”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出执行委员7人:魏继高、王伯衡、孙锦标、戴淑婉(女)、刘轶千、王丹山、王汉光。同年4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率部来到涡阳,受到“国民党涡阳临时县党部”和涡阳城民众的热烈欢迎。夏丰,魏继高、王伯衡返回南京继续读书,国民党涡阳临时党部逐渐为刘轶千、邵巨方等人把持。“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涡阳的共产党员均遭通辑,党的活动暂时停止。

涡阳党支部建立后,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创办了刊物《涡上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涡上青年》由王伯衡编辑,32开本,在南京铅印。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困难,仅编印一期,约200份,主要散发在涡、蒙、亳一带,在青年中产生一定影响。他们还将《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广泛散发,对启发、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起了积极作用。支部还注重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队伍。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过涡阳县时,他们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并筹集军饷送给北伐军。

二、亳州早期的共产党员

魏继高,1909年生于涡阳县城。“五州”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宿县省立第十四中学上初三,由同学沈伟介绍加入共青团,继而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暑假期间,他受南京党组织的指示,并与宿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与党员王伯衡一起回涡阳发展党组织。同年,经宿县党组织批准,涡阳党小组、涡阳党支部先后建立,魏继高任书记。1927年初,为迎接北伐军、便于开展工作,以中共涡阳支部为核心的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成立,他负责组织,主持工作。同年春,他返回学校读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直从事革命事业,并担任领导职务,直至离休。

王伯衡,1909年出生于涡阳县城。1925年,他考入南京安徽公学,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于当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入共产党。1926年,他受南京党组织的指示,与魏继高一起回乡开展工作。同年8月,涡阳党小组成立,同年底建立涡阳党支部,他任宣传委员并《涡上青年》主编。1927年,他任国民涡阳县党部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1927年,他返校读书,并继续进行一些革命活动。

吴延寿,1906年生,涡阳人,9岁时入私塾,15岁时进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高小,他因参加反对校长王之驹被学校开除。1926年加入共产党,翌年成为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成员。1931年,他离开涡阳到北平民国大学读书,同时参加一些地下革命活动。

蒋一峰,河南永城蒋东口人,幼年随父在亳县福音党读书,后在王巷口福音党小学教书。1925年,他在开封济汴中学学习时,参加声援“五州”运动的游行示威。1926年春(一说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同年12月被派回永城。1927年1月,创建中共永城党支部,后受河南省委指示,着手在永、亳边还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策应北伐。1931年2月在开封被捕,3月25日遇害。

过家和,1908年生,蒙城县大过庄人。1922年,他考入冯玉祥在北京创办第十六涅城旅官佐子弟学校。1925年,他参加“五州”反帝爱国运动,并从北京寄来《告蒙城县同胞书》。1927年,经同学郝毅、彭雪枫介绍入党。1928年,过家和、彭雪枫等先后到烟台第十七军开展工作。1935年,他在天津参与营救彭真出狱。“一二·九”运动时,他在北平参加了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利用各种关系,多次营救革命党人。1945年9月,他在家乡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8岁。

第三节  北伐军光复亳州,第一次国共合的形成

一、亳州人民反对军阀的斗争

“五州”运动掀起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全国三大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安徽是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驻军多系倪嗣冲的安武军旧部,第五混成旅旅长华毓庵驻防亳州。亳州历来是皖西北军事重镇,这里既是军阀兹生的场所,也是土匪流窜的旋窝,既是南方政府交战的要冲,也是北洋军阀的前哨阵地。清末民初,姜桂题(亳县)、马玉昆(涡阳)、陆建章(蒙城)等权倾一时,分别担任过督军等军政要职。20年代,这里兹生出倪嗣冲、华毓庵、孙殿奚等军阀,他们划地为主、横征暴敛,为一城一池,不惜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人民群众饱尝兵实战祸之苦。为此,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亳州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军阀斗争。

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派强海峰、周采立以豫东特派员的身份到永城、亳州一带指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5月,张海峰与在亳、永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蒋一峰、韩子黎等,成立了豫东农民自卫军军事领导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张任组长和书记,蒋、韩为委员,负责亳县农民自卫军的工作。他们贫苦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为基础,成立农民自卫军,很快发展5万多人,对外号称5个军,各军首领都授予要任状和印鉴。蒋一峰通过同学关系,对亳州上层人士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秘密联络驻亳直鲁联军第18军骑兵连连长陈鹤龙(蒙城人),以其为内应,配合自卫军攻城,夺取18军武器,装备农民自卫军。是时,军阀孙殿英溃退亳州,他们决定发动农民自卫军立刻暴动,夺取武器,以助北伐。1927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他们规定好联络信号,自卫军在永、亳交界处集合,以陈鹤龙为内应,内外夹击,攻下亳县城。由于准备仓促,缺乏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周密布署,此举半途告终。

1927年春,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刘旅,南下阻止北伐军,路经蒙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同年夏,直鲁联军被北伐军打得狼狈逃窜,路经蒙城县大兴、楚材、乐士、吕望等地时,纪律更坏,抢劫更甚。当地农民组织“红枪会”,在任长礼、蔡芳荣的带领下,手持长矛、大刀、红樱枪,杀死溃退的直鲁联军不计其数,仅大兴集一仗就杀死直鲁联军10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15大车,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同时,他们还同封建地主豪坤展开经济斗争,使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显著出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

二、北伐军光复亳州,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气,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北伐战争掀起全国革命斗争形式的高涨,各地工农群众采取不同形式,积极支持和热烈欢迎北伐军。亳州人民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北伐军。

1927年春,奉系直鲁联军刘旅在合肥、凤台一带,被北伐军马祥斌部打败,北逃至蒙城县。当地农民组成“红枪会”,与刘旅部展开激战,刘旅官兵死伤惨重,几乎全部被歼。不久,北伐军马祥斌部迫赶到蒙城,进步青年代表杨鸿才、丁洪泽等20多人,在城内张贴标语,并出城迎接,高呼:“欢迎北伐军入城”的口号。北伐军在城内住了3天,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百姓非常拥护。

北伐军到达亳州地区之前,国民党在这里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也都是秘密的。为了迎接北伐军,中共涡阳支部受中共宿城独支指示,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团结进步青年,迅速成立国民党涡阳县临时党部,并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27年4月,马祥斌率部从蒙城到涡阳,中共涡阳支部派工人部长孙锦标代表国民党涡阳临时县党部前往涡、蒙交界处西阳集迎接。马部来到蒙关时,中共涡阳支部又组织城关工、农、商、学等200余人,打着自制的青天白满地红的旗子到官路口夹道欢迎,高呼“欢迎北伐军”、“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坤”等口号,其欢迎盛况,前所未有。

由于北伐军的到来和涡阳临时县部的公开,使亳州的革命活动异常活跃,各地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争当向导,主动提供情报、供应粮草和军需。同时组建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围歼逃亡的敌军。亳县农民自卫军暴动计划破产后,杨虎城的十军在当地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于1927年8月进驻亳县。至此,亳州各地全部光复,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政策在这里得到很好地贯彻。

三、党组织遭破坏,党的活动暂时中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反共,在南京建立反动的国民政府,并在全国实行清党,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也波及亳州,使亳州的党组织也遭受破坏,党的活动被迫中止。

1927年5月,张海峰、蒋一峰、韩子黎等人成立了中共豫东农民自卫军临时支部,积极深入群众,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官僚地主的武装斗争。蒋一峰、韩子黎在亳城及亳东北,通过个别发动,首先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有李国章、李国华、李华亭、李吉明、薛先才、边尚信、杨松涛、万怀朴等,并利用这些骨干去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很快就组织了五万余群众,农民自卫军对外号称5个军。同年6月,农民暴动失败后,大小军阀开进亳州,你来我往,大肆搜查和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皖北特派员办公室、秘书吕醒寰曾扬言:去年不是共产党员,也受共产党的影响,杀完都不屈。其嚣张的气焰和毒辣的心态,溢于言表。中共豫东农民自卫军党组织也因此转入地下,蒋一峰、韩子黎等人离开亳县。

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有成员6人,其中共产党员4人,居主要领导地位。1927年秋,魏继高、王伯衡等人赴南京上学,涡阳剩下的几个党员因年龄小,又不居领导地位,革命力量慢慢减弱。这时,涡阳党支部与涡阳党右派开展或明或暗的斗争,甚至用标语对话,如一张标语写道:“国民党右派似狼群,尽做坏事害人民,我们坚决打倒赵凤卜、刘轶千等坏蛋东西……”。后来,国民党的清党活动和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魏继高、王伯衡在涡阳也无立足之地,他们离开涡阳到宿县,以教书掩护身份,涡阳县的党组织活动暂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