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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亳州历史(第一卷)第二编
浏览次数:689      发布时间:2014-09-16

第二编  土地革命时期

第四章  大革命失败后,亳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亳州的政治经济形势

 

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投靠帝国主义,了卖民族利益,依靠封建势力,压迫剥削国内劳苦大众,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段的集中代表者。在亳州的地区,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工农业生产萎缩,商业经济凋敞,人民群众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皖北原是地瘦民贫的地方,加上军阀的剥削与扰乱,更是穷困不堪”。(1928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决策》)大革命失败后,亳州人民多灾多难,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一、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

亳州地处平原腹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四季分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然而,地主阶级利用其封建特权,勾结官府和新旧军阀,采取强置兼并等手段,大肆侵吞农民土地,很多农民无立锥之地。以亳县为例:地主占全县人口的5%,而占有土地70%以上,仅“八大家”——姜、蒋、刘、李、耿、马、路、汤,就占有土地31万亩,占全县土地的1/6左右。不仅如此,地主与官府还采取多种方式盘剥农民,诸如地租、高利贷、雇工、官税等剥削,使农民不堪重负,多家破产,大量土地荒芜。按照当时生产力衡量,亩产多者百余斤,少由几十斤,农民承受不了官府、地主的盘剥,举家外出逃者颇多。

二、新旧军阀相继驻防或路过亳州,人们饱受军阀祸害之苦。

当时路过亳州的军阀有:冯玉祥之西北军军长石友三、副军长秦建斌部;国民革命军方振武第十一路军鲍刚的一个师;国民革命军杨虎城第十军第一师之一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师岳相如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何柯喜部。这些军队的共同特点是:你来我往,稍住即走;由地方供应粮秣;军纪败坏,到处抢掠抓夫。例如:驻防涡阳的岳相如师部和何柯喜师部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两军发生激烈枪战,何部战败缴枪。在混乱中,他们大肆抢掠百姓财产,甚至地主的财产也被抢去,如叶哲香的绸衫子、金戒指都被抢走。

三、盗匪四起,社会混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从1927年4月至1932年间,每天都有拦路抢劫案发生,多达数十起,少则五、六起。这些土匪上通官府,下窝众匪,拦路抢劫,坐地分赃。1928年,涡阳高炉集团有酒坊四、五家,粮行最盛,商业红火。涡北伪退征军官韩朝兴在丹城一带聚集散匪,组织武装抢劫高炉集。当夜被抢去烟土一万余两,银元和宝贵衣物不计其数,杀害居民4人。何大庄马保善的母亲因与土匪对抗,被土匪活活砍死。

四、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加重了亳州人民的深重苦难。

1931年5月,连日暴雨,平地积水1米多深,房至倒塌,庄稼淹没,秋季作物几乎绝收。军阀官僚政府不但不主动兴修水利,保护民众利益,反而在大灾之际不顾别人的死活,保全自己的利益。买办地主写其骧见死不救,怕大水淹了自家的祖坟,不顾乡邻的反对,扒开清寺沟堤坝。大水向东泛滥,淹没牲畜不计其数。1932年夏,亳州又遭大旱。当时2个月没下雨,又连续10多天刮西南风,庄稼枯死,人垫死者甚多,瘟疫流行,病死者更多。涡阳孙庄一天死掉8人,王庄找不着人抬棺材,豆庄32户就有28户无计可生,坐地等死。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予急救,反而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地主豪坤强迫农民交租。丁新庄农民丁新明刚从街上高价买回五升小米,地主史抗仁立即逼着他还租,丁只得无奈忍饥把小米还了他。

四、手工业纷纷倒闭,集市贸易萧条。

亳县历史手工业兴旺发达,手工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槽坊、毡坊、铁铺、铜铺、丝织作坊、制硝作坊、印刷刻字店、手卷烟、烧窑等手工作坊,前店挨后坊,红红火火,一派繁荣景象。涡阳高炉集的制酒作坊有四、五家,高炉曲酒远近闻名。蒙城县的冶铁业规模较大,县城洪炉多座,铁匠铺近10家,乡村集镇200家左右,年产锄、镰、铲、锨等农县和生活用品近90万件。大革命失败后,战争频繁,土匪机横行,盗贼四起,官府欺压,使得亳州的手工业一落千丈,呈现一片衰败景象。

随着政治上的黑暗混乱,经济上的萧条,亳州商业也日趋衰退。以前亳县是中药材集散地,商业繁荣,素有“小南京”之称,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众多的赋税、军阀的混乱、外国商品的侵入等原因,对亳县的中药材交易带来很大冲击,不少店铺关门,外地客商撤回。涡阳的马其骧等人在县城设立“利辛盐行”,垄断涡阳的金融,使许多中小商店倒闭,倾家荡产,失业者达20多户。

 

  1. 亳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中共亳县特公委的成立

    1927年8月,杨虎城的十军在商丘以来,连续与褚玉朴、张敬尧部激战,损失惨重。杨虎城在危难之际,电请其挚友共产党人魏野畴协助,并任命魏野畴为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在魏野畴的帮助下,十军迅速脱离火线,到亳县、太和境内休整。1928年2月9日,魏野畴在太和召开会议,宣布建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魏任书记。为执行“八七”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派员到亳县建立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

    1928年2月中旬,共产党员蒋听松、张友清、王尧英、张励吾、寇子严等,在亳县城北关白布大街的一间楼房里举行会议。蒋听松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皖北特委指示,而后宣布成立中共亳县特分委,蒋听松任书记,张友清任副书记,王尧英、张励吾、寇子严为委员。会议指出:必须以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必须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必须开展兵运、农运、工运,执行皖北特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大暴动的决定。特分委成员还进行了具体分工:蒋听松、张友清住亳城北关,负责全面工作;张励吾住南门外,负责对外联络;王尧英到亳南谷堆集一带,搞农运工作;寇子严仍回鹿邑负责冯钦哉师的兵运工作。

    二、中共蒙城县委的成立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驻扎皖北阜阳一带,军长高桂滋政治上比较开明,向我党要政工人员到其军内,帮助搞政治工作。党中内决定从武汉派曾晓渊、刘明轩、王尧英等30余名党员到高桂滋部,曾晓渊等人在高部成立中共皖北第一届特委,发展党员,开展工作。同年8月,高桂滋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买,在其部队中进行清党,身份已暴露的党员迅速离开高部,刘明轩、王尧英等部分党员转移到杨虎城的十军。同年底,杨虎城被蒋介石电召到南京,被迫下野,军长由孙蔚如代理,并在军内实行清党。刘明轩、姜纯孝等党员又从十军转移到驻扎在蒙城的十九里六师十一团一营,营长艾捷三是地下党员。

    1928年2月,刘明轩、姜纯孝、艾捷三等人在蒙城秘密召开会议,对当时皖北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皖北是大小军阀混乱的场所,人民备受涂炭,反抗性较强,容易发动。十九军的大部分力量已去山东北伐,艾建三的营部是担任后卫工作的,尚未离开。全营五、六百人,装备良好,而几个连排长又是交换机发展的党员。于是,会议决定艾捷三的营部就地举行暴动,并同时宣布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刘明轩任书记,姜纯孝、艾捷三为委员;待暴动成功后,成立蒙城县苏维埃政府,姜纯孝为政府主席,艾捷三为红军司令。由于形势突变,安徽军阀柏文蔚部开到蒙城附近,因力量悬殊,经皖北特委指示,艾营仍奉其军命北上,参加北伐,刘明轩、姜纯孝在县城大革命舆论后,撤出蒙城。

    三、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中共亳县特分委成立后,特分委委员王尧英到亳南各堆集一带进行秘密活动。当时,这一带农村已有农民自己组织的“红枪会看家队”,对反抗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亳县特分委因势利导,向红枪会会员反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军阀混乱”、“反苛捐杂税”的宣传,灌辅革命思想。他们走亲串友,发展队员,不到两个月,亳南一带20多个村民的数千名群众被发动起来,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组织。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皖北特委决定于1928年4月9日发动阜阳起义,要求亳县配合行动。亳县特分委立即加紧准备,并决定在阜阳起义后,首先在鹿邑的冯钦哉师中发动起义,亳南的农民看家随后响应,与阜阳起义军汇后。由于“四·九”起义未果,冯部士兵和亳南农民看家队也未轻易行动。为避免暴露,王尧英秘密转移。

    在“四·九”起义的影响下,亳南十一里堂、十河、双沟、淝河等地的农民也先后行动起来,形成以“抗税抗粮”为中心的反官府、反地主豪绅的群众运动。1928年,亳南群众先后攻打十字河和淝河集,取得胜利,声名大振,更加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队伍日益壮大。一次官府派人前去摧粮摧款,农民不但不予理睬,还将派去的差役扣押起来。官府得悉后大为恼火,立即派兵前去镇压。早已作好准备的农民立即迎头痛击,打得官兵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官军死伤数十人,其营长李传清身受重伤。反动官府不甘心失败,又派军队来亳镇压。这支反动军队带来不少煤油,在农民武装运动地区惨无人道地放火烧杀。农民军虽毫不畏怯,奋起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惨遭失败,被迫转移。在这次反官府、抗捐税的斗争影响下,以后的亳州地区的农民运动又连续发生多次,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均遭失败。

    亳州的农民运动虽屡遭挫折,但却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动官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以后党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章加强党组织建设扩大对敌斗争

    第一节中共涡蒙特区的成立

    一、背景

    1930年前后,整个皖北地区还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亳县特分委和中共蒙城县委相继遭到破坏,不少革命人士惨遭杀害,幸存的同志隐蔽于各县,革命暂时处于低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中华民族存在着亡国的危险。为了恢复这一地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对江西苏区的疯狂围剿,党中央决定1932年春成立寿县中心县委,领导凤台、颖上、涡阳、蒙城、亳县、阜阳、太和、新蔡、息县、潢州等十县的革命斗争。亳州地区由于连年的水、旱、虫灾和瘟疫,加之兵匪之害,人民背景离乡,流离失所,抗暴反霸斗争的烈火有一触即发之势。寿县中心县委先后派人联络,恢复和发展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沉重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二、中共涡蒙特区的成立

    1932年“一·二八”松炉抗战爆发后,涡蒙旅外学生、共产党员戴天强、李仲三、李梦九等人,纷纷从外地返回家乡,先后在蒙城的小涧、涡阳的西阳等集镇带活动,以学校为基地,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反日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

    1932年,太和“四·一九”暴动失败后,太和地下党员李黑(李谅仁)、李黄(李益强)、王西美(王相贤)、冯骞等人,通过同学或亲戚关系,转移到涡阳、蒙城。冯骞、王西美在涡阳,其余分别在蒙城的板桥小学、邓团庄、小涧集和蒋町集地,他们以教书或行医为名从事地下活动,并与戴天强取得联系,很快在西阳、板桥小学成立“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在蒋町集建立“农民协会”。不久,他们发展了一批党员,分别建立了蒋町党支部和板桥党支部。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2年秋,中共涡蒙特区成立,戴天强任书记,李黄负责组织,从超华(史印之)负责宣传,成员有李黑、陈梦九、王西美等。特区委员在涡阳、蒙城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农民协会员,发展党员。同年11月中旬,涡阳、蒙城两地已建立党支部9个,党员30多人。戴天强还在蒙城组织了“艺术社”,陈梦九负责组织,李柏嘉负责宣传,创办了《涡阳布尔什维克》月刊。

    1932年9月,中共太亳特区成立,张明远任书记,属寿县中心县委领导,亳县有党员3人。

     

    第二节中共涡蒙县委的成立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为更好地开展涡蒙亳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3年春,寿县中心县委决定撤销涡蒙特区委,成立中共涡蒙县委,驻地涡阳县西阳集,戴天强任书记,从起华任宣传部长、李黄任组织部长、陆迪君任农民部长,邵思波、陈梦九等人为委员,隶属皖北中心县委领导。涡蒙县委下辖七个区委,涡阳有4个区:西阳区(书记李汉柏)、龙山区(书记孔凡宗)、张村区(书记高玉和)、义门区(书记盖廷杰);蒙城有3个区:板桥区(书记方振东)、蒋町区(书记陆迪君)、双涧区(书记周继宗);党员总计约70人。同年5月,涡阳县城关一小教师周之德、学生周之珍等人经戴天强介绍,加入党组织,涡阳县城内的党员达到20余人,建立中共涡阳县城关特支,下辖3个支部。到1934年夏,中共涡蒙县委已有党员150人,团员50人,赤色农会成员500人,一般农会会员1600多人,另个还有“反帝大同盟”的会员。据1933年9月21日寿县中心县委写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区委的组织都没有正式成立,而完全是县委领导支部和群众去斗争。涡蒙的党确实有不少的进步,现有群众300余人。领导了几次公开的分粮斗争。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散发了很多宣传品,党内共有《涡蒙布尔什维克》,现已出到六期。最近亳州的工作由他们亦负责去建立,他们在亳州城内已找着了群众关系。”

    中共涡蒙县委建立后,涡蒙团县委也随之在西阳集建立,戴天强兼任书记,小黑孩(中共寿县中心县委联络员)任副书记。王变三任宣传部长,李汉柏任组织部长。到1934年8月,涡蒙团县委下辖6个支部,团员计50多人。

    第三节党组织的主要活动

    一、开展宣传工作

    一是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艺术社”时,向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介绍苏区和经军斗争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及其依附势力的罪行;号召青年热爱祖国,反对压迫,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这项工作在板桥、城关、双涧、西阳集等地开展得有声有色。

    二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32年元月,戴天强在蒙城西北河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置宣传任务,要在县城造成恐怖状态。没过几天,蒙城主要巷口、街道,甚至国民党县政府门口都贴上了“反军阀、打士豪”、“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吓得国民党县政府关闭城门3天,进行搜查。县商务会会长李麟阁几天都不敢出门。同年9月,蒋町集唱大戏,党组织就把蒋町周围的要道口、店铺墙上、牛行等处贴上了传单、标语,仅韩殿奎1人就携带传单30多张,并把没贴完的12张趁人多拥挤之机,偷偷地丢到联保处的院内,轰动整个蒋町集,吓得联保人员和当地豪绅很长时间不敢在联保处办公。

    1932年中秋节夜晚,共产党员李黄(李益强)带人从涡河北岸的下肘一直到亳县的东部,在百余里长的大路旁张贴标语,内容主要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响应大别山军事行动等。这次宣传使用国民党地方政府大为震惊,使贫苦群众受到鼓舞。农民纷纷议论:“红军快要来了,我们马上就有出头之日了”。

    与此同时,在每次扒粮斗争之前,都会张贴大量标语和传单,板桥小学还组织学生演文明戏进行宣传。党内出版《涡蒙布尔什维克》月刊,以指导宣传工作。

    三是开办农民夜校。1933年冬,板桥党组织在方大庄开办一所农民夜校,参加学习的贫苦农民20多人,由方振东、方道孔、方道珍等人负责。夜校除教农民识字之外,还进行政治教育,使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要想摆脱它,就必须组织起来跟财主斗争,跟共产党走。他们还编唱反映贫富不均、激发农民斗争的歌谣:

    财主吃的酒的肉,穷人吃的菜和糖。

    一年到头累个死,交了租子没有粮。

    同时还编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歌谣:

    日本鬼,喝凉水,坐火车,下了轨。

    坐轮船,漏了水,走火路,断了腿。

    二、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涡蒙亳地区连年不断地遭受水、旱、虫灾和瘟疫,加之官僚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群众生活极端痛苦。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活着不能死了吧,割掉头,碗大疤,团结起来把粮扒”。涡蒙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领导群众进行扒粮、拾麦、抗捐、抗税斗争,把地主家的粮食弄出来分给穷人,以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

    1932年秋,李黑(李谅仁)、李黄(李盖强)等人,带领板桥集的地下党员和群众10多人,扒了集南一家王姓财主的粮食一石多。扒粮时,校工张振东还把大铁锁当手枪,在财主家门口搞得稀哩哗啦响,喊到:“我们是红军,来向你们借粮给家人吃”。

    1933年秋,正当高梁成熟季节,张俊德带领双涧集张湾农会会员张克毅、张东楼、张连云等20余人,砍了地主郭多的8亩高梁。同年冬,李黄和寿县中心县委的联络员小黑孩带着“八音子”手枪,组织板桥、王集、双涧等三处的党员和农会会员5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到王集南小何庄,扒财主何振家的粮食,仅荞麦就有1000多斤。

    这一时期,涡阳的城关、西阳、义门、龙山等地也开展了“扒粮斗争”和“拾麦斗争”。1932年午收时,共产党员王变三到义门领导党团支部,以许仪亭、穆绍宇、刘海涛为核心,发动贫苦农民40多人,拾义门冯家公馆小麦20亩,拾施楼村地主小麦13亩。为了夺取拾麦斗争胜利,党组织研究了向地主作斗争的两种措施:一是暗斗,即组织三、五个人,看哪家地主的麦快熟了,立即组织夜间拾麦;二是明斗,即地主这边割,群众那边拿,不让拿就打。因农民人多、地主便不敢轻举妄动。义门集市民富万金的妻子说:“平时叫地主三声亲大爷,他也不看你一眼,今年拾麦拾个痛快”!

    贫苦农民不仅采取扒粮、拾麦的形式,与地主阶级作斗争,还掀起了抗捐、抗税的斗争。1932年,涡阳县曹市、顺河一带农民1000余人到县政府请愿,进行抗粮抗税斗争。请愿群众对县长许世钦说:“要押就押,要杀就杀,我们确定无力缴粮,如果不押不杀,等到来年再交纳”。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县长只好答应缓征缓收。1933年春节,涡阳屠宰税陡增一倍多,党组织领导群众到处贴标语、散传单,反对增加税收。由于群众的强大压力,县政府只好贴出布告,宣布负予增税,抗税斗争取得胜利。同年,西阳集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展会员30多人,在共产党员李汉伯、李汉生的领导下,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并严惩了一个罪恶多端的联保主任。

    通过扒粮、拾麦、抗捐税斗争,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一些贫苦农民的迫切生活问题,显示了农民团结的巨大威力,进一步提交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但当时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有的连中等户的粮食也扒了,对此县委曾发通报予以制止。

    三、发起学生运动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党受到了很大损失,学生运动也一度低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我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学生运动又逐渐起来。

    1931年元旦,共产党员刘少仙、杜凡若在涡阳城关小学利用开恳亲会(即学生家长会)的机会上演了由刘少仙、董琢章编导的话剧《未制下的儿女婚姻》和《鸦片毒》,并组织50人的宣传队,每人在左臂上佩戴着写有“我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的白布袖标,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恳亲会开了3天,参加者有学生家长和城内各界人士,达3000多人次,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同年2月,刘少仙被国民党涡阳县党部逮捕。以转旭东、齐阿衡等为首的学生会组织70多名学生到县党部请愿,县党部人员不敢接见,连夜把刘少仙偷偷地送到安庆反省院去了。

    1932年春节,地方人士都给官僚豪绅送贺年片。涡阳进步学生也利用这一时机,把夹有“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字样的贺年片,分头秘密塞进官绅家的门缝里,搞得他们心神不安。同年夏,共产党戴天强被聘为西阳集小学教员,组织成立了以教员为主的“读书会”,利用星期六周会组织学生演讲竞赛,并成立以学生骨干为主的“反帝大同盟涡蒙分会”。到年底,反帝大同盟成员由原来的4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西阳集小学六年级学生丁良献在演讲台上公开说共产党好。

    党的宣传工作还促进了学生运动。1932年秋,共产党员谭化以从亳县来到蒙城县双涧小学任教务主任,因主张启发诱导,反对惩罚式教育方法,被学校校长吴无龙解职。因谭冬师品学兼优,深受学生爱戴,学生起来提出“留谭去吴”、“拥护新教法”的口号,一直闹了一个多月。后来国民党蒙城县与秦良藻带着警察去平息。

    1933年春,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周元吉来涡阳视察。他看到涡阳中学师生思想活跃,说他们都是赤化分子,就勾结县长陈师尚,对涡阳中学的师生采取突然考试的办法,以寻找开除他们的理由,“安定”学校秩序。消息传出后,反帝大同盟组织决定由学生会领导学生罢考。考试那天,有的学生借故离开了学校,有的学生进入考场,但全部交了白卷。陈师尚恼羞成怒,宣布开除17名学生。这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义愤,200多名师生到县政府请愿,并拥到教育局痛打省督学周元吉。涡阳学生痛打省督学一事轰动全省教育界,为了报复,陈师尚把共产党周梦平逮捕,并将其押到县政府毒打后,送至凤阳县法院审理,判处两年监禁。

    1934年10月,亳州党组织遭到破坏,亳州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有的被捕,有的离开家乡,学生运动再次转入低潮。

     

    第六章坚持对敌斗争反动受协投降

    第一节中共涡蒙亳县委的成立

    亳州党组织的恢复,特别是中共太亳县委和中共涡蒙县委的建立,使亳州党组织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动摇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了更好地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4月,由寿县中心县委批准,中共涡蒙县委改为中共涡蒙亳县委,直接领导三县的工作。这时的县委由戴天强、李黄、从超华、陈梦九、傅焕之、孙青士、王西美等人组成,戴天强任书记。党员有300多人,团员80人,农会会员3000多人,另外还有“反日大同盟”的会员。

    由于当时敌强我弱,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党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根据上级指示,那时的建党原则是:发展组织,巩固组织,保守秘密,积蓄力量。发展对象:在农村,主要是贫农、雇农;在学校,主要是进步青年学生。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都必须经过教育培养和实际考验。首先,必须参加“读书会”、“反帝大同盟”、“农民协会”、“共青团”等组织,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通过个别谈话进行发展。谁培养谁,谁发展谁,党员与党员之间互不发生联系。为严防敌人破坏,做到安全保密,一个地区的党组织与另一个地区的党组织也不发生横向关系。领导布置任务,多半是个别交待。在上下级关系上,只有上级了解下级,下级对上级的情况一般不了解。如李柏嘉是当时县委的机要人员,负责印刷宣传材料,他只知道戴天强是党的负责人,至于县委组织情况、主要成员,他也不知道。另外,就一个支部来说,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开会不能超过3人以上。亳州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秘密进行的。

    第二节坚持革命低潮时期的对敌斗争

    一、组织武装斗争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于1939年9月组织第五次“围剿”,疯狂地向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蒋介石对白区提出:“有民就有匪,民尽匪也尽”的口号。为配合军事“围剿”,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地区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全面统治,白区的形势更加恐怖。为增强同敌人斗争的实力,亳州党组织也着手筹建自己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武装,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政府。

    1934年夏,中共涡蒙亳县委计划成立300人的游击队,并在涡阳东西的一个坡沟里召开会议,到会的近200人。蒙城县的板桥、蒋町都去人参加了会议。板桥参加会议的方振东回去后,计划成立50人,由方振东负责;蒋町也计划成立50人左右的游击队,由陆迪君任队长,王廷贤任副队长。在程学道被捕送进县城时,他们曾计划在孔渡口抢回,结果因时间错过,未能成功。

    同年9月,李益强、小黑孩、周继宗、魏景福、方振东、张俊德等二三十人,带着长矛、大刀、枪支等武器来到双涧,抢走了地主张凤署家的衣物、钱财,并拉走了一区母马。

    二、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转入低潮

    叛徒钱梦起,曾任中共阜颖县委书记、皖北中心(寿县)县委组织部长,并曾在寿县领导游击队,1934年4月在上海受训后,化名程学道到涡蒙亳县委工作。同年6月,钱梦起在小涧集被捕,9月叛变,带领敌人逮捕了韩学圣等20多名党员。原皖北中心县委巡视员王岚风(王定一),曾受皖北中心县委的委托,多次到蒙城巡,了解蒙城情况。1934年,王岚风登报自首,被派到蒙城当肃反专员王敬之的助理。同年11月,他带领敌人在板桥区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板桥区委书记方振东等人。敌人根据程学道、王岗风所掌握的名单,又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并强迫多办自首。中共涡蒙亳县委书记戴天强闻迅逃往外地,不久也办了自首。中共涡蒙亳县委的活动就此终止,革命斗争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