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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亳州历史(第一卷)第三编
浏览次数:1779      发布时间:2014-09-16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章  日军侵入亳州亳州军民抗日斗争高涨

  1. 抗战初期亳州的形势

     

    一、日军侵占亳州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1938年5月,日军攻陷蚌埠、徐州、开封后,分兵多路向南进发,把侵略魔爪伸向亳州地区。日军首先出动数十架飞机,对亳州城乡进行狂轰滥炸,继而派兵侵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惨重损失。

    1938年农历4月6日上午,日军从蚌埠方向先后出动飞机18架,以蒙城宝塔为目标,自北向南轮番投弹轰炸,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才离去。当时蒙城全城火光冲开,炸死群众370多人,大片房屋倒塌,惨状目不忍睹。同时,日军侵犯蒙城县板桥集,对整个集镇和附近村庄进行“大清理”。5月,日军占领了蒙城县双涧集。1941年农历腊月22日,日军又先后两次侵犯蒙城。

    1938年5月21日拂晓,日军18架飞机从东北方向驶回涡阳城,进行猛烈轰炸,投下几十颗不同类型的重磅炸弹和燃烧弹,轰炸持续到当天傍晚。县城主要街道、房屋、名胜古迹被炸成一片废墟,50多名群众被炸死。飞机过后,日军又随即出动步兵进行扫荡。同时,日军数架飞机对高炉集、义门集等地进行轰炸。5月23日,涡阳沦陷。

    1938年5月11日,日军数架飞机轰炸亳县飞机场,炸毁国民党飞机5架。19日,轰炸亳南龙德寺、朱楼等地,死伤农民三四十人。23日,轰炸亳县城,向青云路和北门口投弹数十枚。30日,日军一部由东向亳县县城进犯,守城国民党刘汝明部一四三师官兵抵抗至31日清晨撤离,亳县沦陷。日军横行百日后退出。1939年4月25日,日军乘七、八辆汽车,由柘(城)鹿(邑)再次向亳进犯。日军先以炮火向薛阁塔轰击,同时飞机配合在城内外轰炸。国民党县自卫队约四百人在涡北驻防,抵抗约一小时,牺牲五六十人后撤离。4月26日,亳县县城再次沦陷。

    二、日军的暴行

    狂轰滥炸,城乡变废墟。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以飞机轰炸开始,重磅炸弹和燃烧弹使城乡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亳州时,蒙城炸毁房屋近4000间,40多家商业遭到破坏;在涡阳,毁坏房屋近7000间,数千人无家可归;在亳县,日军毁坏民房更是无数。例如:亳城的青云路和北门口遭敌机轰炸,大量房屋被毁;古城集的国民党区署不仅被炸毁,还烧了一条街,百余间民房化为灰烬;在刘集,日军将群众的农具、家具、门窗和木料放火烧掉,刹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方圆十余里都能看见。日军不但对亳州各县城和一些大集镇进行轰炸,就连田野的庄稼也不放过。当时正值麦收季节,涡河两岸数千倾小麦一片金黄,丰收在望,野蛮的日军对收获在即的麦田投入燃烧弹,数千倾小麦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生活无望,被迫扶老携幼,逃生他乡。

    杀人如麻,血洗亳州。日军不仅用飞机毁坏财物,还用飞机炸死炸伤民众无数,用机枪、刺刀等杀戳百姓。日军侵犯蒙城县板桥集时,对整个集镇和附近村庄进行“大清理”,搜查出14个青年人,带到李圩北边松林,用铁丝穿着掌心,绑在松树上,用汽油活活烧死。在蒙城县的双涧集,日军用机枪一次就杀死273人,有好几户人家被杀绝。在涡阳,日军到杨楼、杨寨等村庄扫荡时,杀害群众数十名,杨子良一家5口被杀死4口。日军在涡阳的大小扫荡数十次,每次都有大批同胞遭到杀戳。在亳县,县城街无行人,十室九空;在农村,庄无炊烟,农民流离失所。

    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烧杀抢掠外,日军还像禽兽一样奸淫妇女。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四处寻找“花姑娘”,发现女人,随即强奸或轮奸。兽性大发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论十来岁的幼女,还是怀孕的妇女或年过半百的老妇,都进行奸污,稍有不从,当即残杀。在蒙城县板桥集,对搜出的妇女,无论年龄大小,均遭日军轮奸惨死。在涡阳县的杨楼等庄,日军大屠杀后,随即在附近村庄捕捉100多名妇女奸淫,遭奸后的妇女痛不欲生,很多人含恨而死。

    建立政权,进行奴化统治。日本侵略者为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仅驻扎军队,还立即建立机构,安插据点,实行奴化统治,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压迫,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日军进入亳县县城后,立即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毛嵩山任维持会会长;设立日伪县、区行政机关,汉奸赵郎斋任县长。同时他们还在其控制地区发放“良民证”,在亳城四门站岗放哨,严查过往行人。在涡阳县,日军占领县城的第3天,就搜罗了许志一、王西锋等20多名汉奸,建立维持会,进行伪化统治。

    三、亳州民众对待抗日的态度

    日军在亳州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亳州民众对日寇的无比仇恨,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对待抗日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第一种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它革命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爱国青年李晨、刘慕琨、耿滨武、刘仲元(刘一樵)等在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相继入了党,后来成为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建设的骨干。广大群众自发同日军进行斗争,如亳县泥店青年张开道、张廷瑞、田怀友等10余人,为保卫家乡,抗击日军,自动组织起来,凑款买枪,与敌人周旋。在涡阳县丹城集,日军一行3人到集南良庄强奸妇女、抢东西,农民张恩纯等6人拿起红缨枪把日军打得抱头鼠窜。

    第二种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痞流氓、市侩等民族败类分子,甘愿为日军效劳,充当日军爪牙,这是抗日中的顽固派。他一方面决不抗日,另一方面却仇视人民、仇视抗日力量的发展,限制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如各地的维持会、日伪政权中的人,他们积极为日军服务,帮助日本人行凶作恶。涡阳县国民党县党部和复兴社一开始就对抗战自卫宣传大队的工作多方面阻挠和排挤,策动县长下令解散这一抗日救亡团体。

    第三种人:一部分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分化中来的开明人士,他们看到了日寇的暴行,受到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影响,也愿意参加抗日。亳县国民党县长俞肇兴为支持抗日,亲自批钱筹款,以满足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的需要。开明绅士耿怀宝不仅支持儿子耿滨武参加革命,还自动捐款献枪支持抗战。涡阳县城里的田丰老先生,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日军暴行的愤怒,不但拒绝了日军委任他的伪县长职务,而且投奔涡北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第二节亳州军民奋起抗日

    一、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

    “抗宣队”,其全称是涡阳县抗日自卫宣传大队,是涡阳青年在抗战初期组织起来的抗日宣传组织。1936年底,涡阳县进步青年刘慕琨、李亚士等人组建“抗日救亡宣传团”,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成员的社会活动比较活跃,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9月,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形势下,国民党涡阳县党部一致面孔,将“抗日救亡宣传团”改为“抗日自卫宣传大队”,承认为合法组织,允许公开活动。1937年12月12日,“抗宣队”利用《抗战三月刊》大力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这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不满,遂宣布对“抗宣队”进行改组,以停止其活动。这样,“抗日自卫宣传大队”在成立后3个月后宣布解散。

    “动委会”,其全称是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下设工、农、青、妇抗敌协会和工作团等,各县“动委会”和工作团大都在1938年春建立,这是国民党倡仪建立的抗日群众团体,旨在利用这一组织支持国民党军队。“动委会”设主任1人,由国民党县长兼任;指导员1人,由民主人士或共产党员担任。县下边的区也建有“动委会”,设指导员1人。各县“动委会”的建立时间和主要负责人是:亳县“动委会”建于1938年秋末,主任熊公烈,后俞肇兰;指导员傅焕之,后刘新;工作团长高凌云。涡阳县“动委会”建于1938年秋,主任葛传尧,指导员杨麟祥,后邵恩、刘树元。蒙城县“动委会”建于1938年底,主任王建虎,指导员过子庄,后杨子仪、张亚非。(因蒙城县有“青抗会”,实际上起到工作团的作用,故县“动委会”下没设工作团。)

    为了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豫皖边区党委指示各县党组织要积极参与和领导“动委会”及其所属各个组织。他们利用漫画、壁报、标语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召唤群众起来抗日,及时组织农抗会、妇抗会、老人指导团、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参加新四军随营学校。在“动委会”里,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亡做出大量贡献。

    “蒙城青抗会”,其全称是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由进步青年发起建立的一个群众性抗日团体。1938年3月,进步青年邵光、姜永华、段青农在蒙城县涡河北岸香山庙小学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简称“蒙城青救团”),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工作。4月,蒙城沦陷,“青救团”成员四处奔走,呼吁抗日。为了进一步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蒙城青救团”改为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简称“蒙城青抗会”)。“青抗会”从成立,到1940年春遭到镇压,动员组织各界青年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英勇牺牲。

    二、周元将军守土抗战

    1935年5月徐州会战期间,李宗仁为粉碎日军对徐州实施大包围企图,以掩护徐州国民党主力撤退,电令驻军淮河中上游的第2(集团军第)军第171师杨俊昌率一个团守宿县,以阻击沿津浦线南下日军;令第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固守蒙城,以防击蚌埠方向沿蒙蚌路及涡河西进之敌。

    5月6日,周元率1033团2000余名官兵抵达蒙城县城,随即布置兵力,构筑防御之事,安置警戒,决心与来犯日军血战到底。7日,日军3000余人在3架飞机的配合下,分两路进犯蒙城。周元率部在城外抵抗,激战后退入城内,固守待援。8日,在三、四架飞机来回俯冲扫射轰炸之下,地面日军以强烈的炮火向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周元身先士卒,与守城官兵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

    虽然周元率部浴血奋战,但由于其它部队为敌人所阻,未能接近蒙城,原定夹击日军的计划失败。10日拂晓,日军对蒙城发起总攻,各种轻重武器推至墙脚下,近距离向城内轰炸射击。近年,日军坦克直冲城内,守军伤亡惨重。周元身负重伤,仍率部奋勇杀敌,所有活着的守军官兵,逐巷、逐院、逐房与敌人拼杀争夺。下午3时左右,守军寡不敌众,弹尽枪绝,除团长凌云上率10余人突围外,周元及其以下20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周元在亳州抗战史上写下壮烈的一笔。周元牺牲后,中共中央在武汉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对周元英勇抗战、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后,周元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三、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进驻亳县

    抗日民族战线形成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为了利用民众力量抗击日军,保其在安徽的地盘,扩充桂系力量,令民政厅长张义纯组建地方武装——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

    张义纯于1938年春相继建立4路抗日人民自卫军后,应亳县县长熊公烈、临泉县长熊念庚之举荐,委任余亚农(寿县人)到皖北组建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负责沈丘、界首、亳县的防务,阻击日军西犯。

    当时,由于徐州失守,国民党败军在撤往武汉途中,大量逃亡,枪支弹药丢弃甚多。当时部分农民为保家生存,利用这些武器,纷纷拉起了队伍。余亚农受命后,依靠自己的威望,很快组建了三个支队4000余人的队伍。1938年9月,余亚农率自卫军的二、三军队收复亳县县城,余亚农将指挥部迁往亳城。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成立了城防警备司令部,不久将逃往商丘的亳县日伪维持会长毛嵩山捉拿归案,予以正法。同时,余亚农还将二支队四大队扩编为四支队,进驻亳北张集一带,担任商丘方向防务;三支队驻南门外,担任十河方向防务;二支队仍驻淝河口,担任太和、界首方向防务。

    中共豫皖边工委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到余部帮助工作。为团结抗日力量,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彭雪枫在争余亚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余亚农与新四军游击支队团结抗战,并赠送一批军用地图和军用物资给新四军游击队。1938年9月,共产党员王少庸被任命为王路军参谋处长,共产党员王振鸿等人在淝河口举办教导处,为王路军培训军政干部,并帮助王路军仿效八路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所有这些,都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王路军中的影响,使王路军成为真正抗日的队伍。

    随着抗日运动的开展,豫皖边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王路军也在我党的帮助下不断壮大提高。两军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引起桂系的严重关切和不安。他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消除异已,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安徽省国民党政府主席廖磊于1939年4月下令取消自卫军番号,撤销余亚农的职务,把五路军改编为第五战区第十一游击纵队。消息传来,五路军官兵群性激愤,余亚农以大局为重,没有同他们抗争,遂率五路军离开亳县,辗转于鹿邑等地。不久,余亚农率部东去观音堂,向新四军涡北抗日根据地靠拢,希望新四军予以改编。彭雪枫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婉言谢绝。余亚农被迫疏散一部分军队,给新四军一些枪支弹药后,愤而辞职,王路军的大部分人被国民党收编。

    王路军是一支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的,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抗日武装。它的组建对于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鼓舞人民抗日意志,开展皖北抗日工作,牵制和抗击日伪军,发展党的组织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它也为新四军游击队辅送一批革命干部,支援了涡北抗日根据地建设。

     

    第三节亳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中共豫皖边工委、预皖省委的成立

    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继续集中兵力南下,大举侵犯武汉。亳州地区地处皖西北,与河南省毗邻,战略位置重要。中共中央针对抗日战场形势的变化,于5月22日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大批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到农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1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豫皖边工作委员会,张爱萍担任书记,领导豫东和皖北党的工作。中共豫皖工委成立后,张爱萍来到鹿邑,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恢复地下党的组织;主持召开办抗日训练班,为党培养大批军政干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魏凤楼、余亚农等地方实力派建立良好的统战关系;创造条件,迎接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派刘玉柱赴河南竹沟,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鉴于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迅速发展和地区的日益扩大,刘少奇指示,应加强地方工作,建设和加强部队工作领导,并立即成立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当即撤销原来的中共豫皖边工委,建立中共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副书记吴芝圃。中共豫皖边省委建立后,5月2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并张爱萍,发展华中是我党早已确定的方针,豫皖边省委工作必须加强,张爱萍担任省委书记,领导和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武装,这是建立根据地最基本的工作。中共豫皖边省委的建立,对加强亳州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带领亳州人民开展游击战斗争,打击敌、伪、顽、匪的嚣张气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共亳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亳县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涡北地区,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亳州人民深受鼓舞,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开展对亳县地方政府的统战工作,在国统区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民众抗日,彭雪枫派联络科长任泊生来亳,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驻亳联络站站长。2月,中共豫皖边工委决定,由在余亚农部做友军工作的朱克平、王振鸿和任泊生等3人组成中共亳县委,朱任书记,王、任为委员。工委书记张爱萍在亳县联络站宣布了这个决定。4月,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被国民党收编,国民党县政府南迁,亳县联络站撤离,县委自行解体。5月,共产党员高凌云在亳南古城集重建抗日工作团后,豫皖边省委又派遣共产党员汪笑生(汪振华)、丁静之等来亳县。他们按照省委的要求,在古城集再次秘密组建中共亳县委,高任书记,汪、丁分别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中共亳县委成立后,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友军、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掀起抗日高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第一届县委深入余亚农部,以上政治课的办法,对下级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少班、排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走上了革命道路。第二届县委利用唱歌、演文明戏(时装戏)、写标语、画壁画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广大农民很受教育,不少青年人参加了革命队伍。1939年11月,第二届县委以现任保、甲长腐败无能为由,建设国民党县政府举办两期保、甲长训练班,培训保、甲长约200人。县委书记高凌云亲任政训科长,一些共产党担任训练班中的指导员和教员,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过培训,从中发展了王金锋、孔繁美等近20名共产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力量。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因派制造第一次反共磨擦,安徽的抗日形势递转,亳县的顽固分子张寅生、苏朴生等人蠢蠢欲动,他们一面诬告支持抗日的县长俞肇兴是共产党,一面指使特务监视工作团的活动,并在涡河南岸桥头、渡口增岗放哨,严重过往行人,以切断县委与根据的联系。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0年1月县委在张营孜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经讨论决定,除少数党员留在古城集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党员和工作团中的进步青年,分期分批转移到涡河以北活动。

    1940年4月,高凌云等大部分工作团成员相继转移到涡北后,遵照边区省委的指示,县委在观音堂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抗日新政权——亳县涡北办事处。

    三、中共涡阳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9年4月,新四军游击支队驻亳县联络站撤离后,根据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的安排,联络科长任泊生、边区省委机关秘书徐宏九等人于同年5月在涡阳县城设立新四军游击支队驻涡阳联络站。豫皖边省委副书记吴芝圃曾指示:以任泊生为主,负责联络站的工作,以徐宏九为主,负责建立我党的地下县委。这样,联络站建立时,中共涡阳县委也随之建立,书记徐宏九,成员有任泊生、马达等。徐宏九负责全县党的工作,任泊生负责统战工作,马达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中共涡阳县委成立后,县委成员以新四军游击支队驻涡阳县联络站工作人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当时县委属于中共皖北特委(驻阜阳)和豫皖边省委双重领导。由于县委靠近边区根据地,所以县委多在边区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根据边区省委副书记吴芝圃“一面抓城乡党组织的发展和武装建设,一面抓城中动委会工作”的指示,县委积极开展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城中,县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引导培养在“动委会”中工作的进步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知识青年李晨、张旭初(张正灿)被及时吸收入党。1939年7月,县委决定在县城建立涡阳县城中党支部,任泊生为支部书记。2、通过“动委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涡阳县委组织“动委会”中的进步青年走上街头或深入乡村、集镇、机关、学校,通过墙报、壁画、演讲、演戏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爱国精神。1939年,县委有组织地动员、介绍了100多名进步学生和青年农民到涡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或到随营学校学习。3、配合联络站开展统战工作。涡阳县城里的开明绅士田丰,虽年过半百,但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对国民党统治不满。联络站站长、县委成员任泊生经常送《拂晓报》上门拜访,彭雪枫亲自邀请他到涡北根据地参观。回来后不久,田丰就投奔到涡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1940年2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推行共反民主策,解散和改组全省各级抗日动委会,摧残抗日团体,逮捕进步人士,迫害共产党员。由于形势逆转,中共涡阳县委决定,除少数党员干部留在县城继续工作外,其余转移到涡北根据地。县动委会工作人员和省直属第282作团30人,省妇女战地服务团30人,宣传团20人,绝大多数也都转移到涡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涡阳县委自行解散。

    四、中共蒙城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8年月,邵光从陕北延安扩大回到蒙城,组织了一部分爱国青年,成立了蒙城青年抗日救国团,后改为蒙城青抗会。1939年5月初,邵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奉边区党委指示,来到蒙城县城,发展陆振亚、李茂修二人为党员,成立党支部,邵光任书记。这是抗战时期蒙城县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直接指导青抗会的活动。这一时期,蒙城县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异常活跃,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加强对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壮大党组织的力量,5月中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在涡阳县龙山集找共产党员张揖五谈话,要他到蒙城县工作,任县委书记,并交待三点任务:利用县长马忍言(中共特别党员)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搞好统战;争取改造驻扎蒙城的葛昆山的部队;利用各种关系,想办法多筹集些活动经费等。张辑五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到蒙城县,成立中共蒙城地下县委,张辑五任书记,李红(王治平)任副书记,邵光为委员。

    中共蒙城县委成立后,迅速开展党的工作,抓基层政权,教育广大进步青年,团结一致抗日。县委便从青抗会中选派一些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在蒙城南门外蚕桑学校举办的保甲训练班。当时参加训练班的有进步青年傅坤、杨瑾、马敦五、张萱等人。县委副书记李红(王治平)任教官,县委书记张辑五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话。暑假,青抗会在双涧举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培养骨干力量,扩大抗日组织。八月间,县委从青抗会中选派马敦五、陆振亚、陆一涵、张萱、杨勇、徐行、杨瑾等人到金寨县(立煌)学习。同时,县委还采取演戏、标语、唱革命歌曲等形式,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在青抗会中物色工作积极、政治进步的青年;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有傅坤、杨瑾、张萱等。

    1939年9月,蒙城县政治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国民党蒙城县长马忍言调离蒙城,接替他的是自称“东方希特勒”的袁传壁,此人以活埋共产党员闻名。中共蒙城县委决定,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撤出蒙城,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其余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在原地,继续坚持秘密工作。中共蒙城县委自行解体。同时,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蒙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仁明任书记。

    五、亳州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在亳州,共产党主要通过“动委会”这一组织形式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动委会”是国民党倡导成立的,由爱国民主人士、抗日团体联合成立的群体性抗日救亡团体。共产党利用这一特殊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动委会,并从中担任领导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采用开办青年训练班,组织进步青年到根据地抗日联合中学学习等形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通过标语、墙报、传单、演讲会等方法,“动委会”向民众及社会各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宣传全民团结、抗战必胜的道理,《新华日报》、《拂晓报》等党报被广泛秘密传阅。在涡阳县,通过举办名人演讲会的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冬,著名诗人藏克家和名作家姚雪垠以战地记者身份来到涡阳县,举办讲演会,会场内外挤满了听众。两位作家分别论述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并一一解答了听众的提问。藏克家还即席为《动员三日刊》赋一首短诗:“战烟的轻洒,把咫尺隔作天涯,那有什么,青年人无多遐思,不同的天涯,一样在苦斗里。节省自己的诗句,献给动员三日刊。藏克家三八年冬。”

    通过宣传动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农抗会、青抗会、工抗会、高抗会、妇抗会、少宣团等抗日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起来。在涡阳县,农抗会会员达10万多人,妇抗会会员达5万多人,儿童团达7万多人。各个组织为新四军辅送青年农民8000余人,征集军粮400万斤、军转15000余双,其它物资86000多件。与此同时,他们还为我军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掩护伤员,查奸锄奸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区域内,更加重视民众动员工作,从上至下普遍建立民运部、民运队和战地服务团,协助地方党组织,积极搞好各项急需工作。

       根据各县去年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新四军,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第二章  亳州涡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 亳州涡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新四军游击支队驻亳县、涡阳联络站

    1939年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东、皖北开展敌后抗战。为了加强与国民党官兵、地方武装、地方政府的统战工作,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派联络联长任泊生到亳县,与国民党县长熊公烈商谈联合抗日、保卫亳县、安置伤病员、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经双方协商同意,在亳城南门大街路东转家院内,设立新四军游击支队驻亳县联络站,站长任泊生。联络站站长连同炊事员、警卫员和卫生员共4个人。同年4月底,亳县沦陷,驻亳县联络站撤离。5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以联络站之重要”,向代表安徽省府出巡皖北的省保安副处长赖刚“要求允许重设联络站于皖北”,赖刚允许在太和、涡阳三县任择一地。当时,涡阳县地处涡河岸边,离前方较近,即在涡阳县设立联络站。后复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报经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备案,使联络站在国统区成为一个合法机构。

    涡阳联络站设在县城北门文明街65号的一个小院里,任泊生为站长,徐宏九、马鹏为干事。1940年初,徐宏九调回涡北,徐今强调任干事。6月新四军第六支队与黄克诚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联络站又随之改称为八路军第四纵队驻涡阳联络站。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涡阳县政府企图查封涡阳联络站,联络站遂撤回涡北根据地。1月28日,《拂晓报》发表专稿《涡阳联络站被迫撤退》,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阴谋。

    新四军游击支队亳县联络站和涡阳联络站从1939年1月设立,到1941年1月撤离,时间只有2年,工作人员又少,但它都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发展壮大和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创造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多次做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五路军余亚农的统战工作,使王路军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在余亚农不明真相,欲率部与汉奸熊公烈接触时,被任泊生及时追回,挽救了余亚农及其部队,保卫了皖北的安全。争取涡阳著名人士田丰先生拒绝接受国民党任命的县长职务,毅然弃家参加了革命,并先后担任边区参议员和参议长,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二是筹集我军给养,安置伤病员,购置医疗器械,组织补充兵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百般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我军得不到应有的急需军资。联络站通过各种关系据理力争,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亳县、涡阳、蒙城等要粮、棉,使我军得到部分给养补充。联络站还经常对当地的抗日救亡团体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很多青年和中小学生被介绍到根据地参军,或到边区抗日联合中学和抗大四分校学习深造。

    三是转送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各方往来人士,转递信函,发行《拂晓报》。联络站是新四军的交通站,凡是从延安或敌占区、国统区到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往来人员,都是经过联络站接洽转送。联络站也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的秘密联络点,如1940年3月在蒙城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刘仁明、宋均等,都曾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通过联络站长向组织汇报工作、接受任务。

    四是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豫皖边党委充分利用联络站活动的便利条件,在亳县、涡阳县秘密建立中共亳县委、中共涡阳县委,站长任泊生为委员。县委在涡河以南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并通过新党员在青年学生中扩大党的影响,进行抗日宣传。

    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亳州涡北地区

    1938年9月2日,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区新局面。遵照上级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将河南省竹沟的部队370多人进行改编,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9月30日誓师东进。10月下旬,游击支队渡过黄泛区,转战睢杞太地区,积极打击敌伪顽。12月初,部队转移至鹿邑白马驿休整。

    1939年元旦过后,彭雪枫率部离开白马驿,向皖北进军,进驻永城县书案店。这时,日军侵占了鹿邑。为阻止日军前进,彭雪枫派第二大队队长滕海青率部插到鹿邑和商丘之间及商亳公路两侧,相机打击敌人。据侦察,日伪军500余人在崔华山的带领下,已窜抵亳北芦家庙。滕海青当即决定夜袭。8月夜晚11时,滕海青带尖刀排和三个连,分两路进入芦家庙街内,战斗打响。我军各连以班排为单位,组成小分队,迅速将伪军分割包围。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大获全胜,打死伤伪军百余人,俘伪参谋长以下百余人,缴步枪87支、轻机枪1挺、手枪1支、战马4匹、子弹千余发。芦家庙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侵犯亳县的企图,显示了我军的威力,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打开了我军进入敌后的新局面,奠定了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9年1月中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永城县境内,后又转战于永(城)涡(阳)肖(县)宿(县)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和杂八队,取得一系列胜利。5月,彭雪枫率主力进军淮上,开辟了宿县、蒙城、怀远、凤台地区新局面,进一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8月下旬,彭雪枫率部从淮上地区回师涡(阳)北,在涡阳县东北曹市集附近进行整训。这时部队人数达7000余人。

    三、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次党代会在曹市集召开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加强部队建设和地方政权建设,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9年9月1日至3日,在涡阳县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制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会议选举产生了支队党的委员会,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支队负责人吴芝圃、张震分别在大会上报告了工作,彭雪枫代表党政军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项任务。大会通过讨论,作出了关于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地方武装,征收公粮赋税,大刀阔斧地建立以永(城)涡(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等各项重要决议。特别强调要猛烈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整军建军,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增强军队战斗力,把部队建成党的铁军,不仅能打游击战,而且能打运动战,使游击部队正规化。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对统一官兵的思想,加强部队建设,促进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巩固扩大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都起了重大作用。同年11月,豫皖苏边区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了豫皖苏边联防委员会,为边区最高抗日民主政权机构,先后建立了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县、涡阳、蒙城等县政权。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军需生产、抗日斗争等各项事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四、刘少奇视察新兴集

    1939年9月6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进驻涡阳县新兴集,直到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东撤津浦路,我新四军在新兴集驻扎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新四军游击支队刚到新兴集的时候,士气旺盛,战债辉煌。但是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忽视地方群众工作及根据建设;在永城县,原封不动地接受旧政府机场;加之军队没有后方基地,这些给支队今后的发展带来很大阻力,部队给养、兵力补充困难。支队领导对部队今后的发展方向,怎样建设根据,如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问题,未及时作出决策。为了解决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后的情况,加强对豫皖苏边区的领导,1939年11月9日,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原局机关40余人从河南省竹沟镇出发,于11月6日到达涡阳县新兴集,进行为期20余天的视察。

    11月7日,刘少奇参加根据地纪念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询问游击支队的编制、装备、军训及给养等情况,检阅部队主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称赞:“彭雪枫同志的部队是我们党新创建的部队中最好的部队之一”。他指出:当前存在着妥协投降的阴谋,因此,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他号召部队要深入敌后,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争,要全力东进,直到东海边。

    刘少奇视察新兴集期间,两次召开部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会议,多次听取彭雪枫、吴芝圃的工作汇报,深入农户家中座谈,讲了一次党课《论共产党修养》,约请部分干部进行个别谈话。他详细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他认为游击支队的发展和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证明了党中央关于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刘少奇要求游击支队集中力量先创建永(城)夏(邑)肖(县)宿(县)四县一块根据地,同时开创睢(县)杞(县)太(康)和商(丘)亳(县)鹿(邑)柘(城)两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连成一片。要不断扩大和巩固部队,准备在一两个月后,抽调一部分部队和干部向津浦路东发展。刘少奇决定“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

    刘少奇反复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必然的,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特殊的地位,当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决不可轻易放过。游击支队必须深入发动群众,重点是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农救会、妇抗会等,发挥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要改造旧政权,把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手中。

    刘少奇在新兴集的视察,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和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促进党的建设,均起到有力地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根据地开始走向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一、深入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第一次反共磨擦,安徽的抗日形势逆转,中共亳县、涡阳、蒙城县委陆续撤出国统区,进入涡北抗日根据地。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政策,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我党我军进行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亳县,中共亳县委转移到涡北后,即着手抓了统战工作。县委书记高凌云依靠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共产党员耿演武、鲁博华、李云峰等及开明绅士耿怀室的社会地位,团结争取了一些人,不仅使他们在观音堂一带站住了脚,还扩充了人,动员了枪,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如鲁博华的父亲鲁守田、曾任过国民党政府教育科长的鲁子让等,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号召,献枪、捐款、送子参军,支援抗战。地方反动头目徐金铎、赵传金,土匪头目范金斗、苏玉作等在耿滨武等人的动员下,携枪带人参加了亳北独立大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涡阳,1941年春反顽斗争开始时,中共涡阳县委在义门集到高炉集的涡河北岸,对涡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游击宣传战。如在赵屯集一带,我军向涡河南岸的顽军喊话,并采用放风等的办法把标语、传单送到顽军手中,标语上写着“自己不打自己人”、“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吴兴邦等人还游过涡河到南岸去贴标语。开始,涡南的顽军向涡北开枪,后来只是骂,不打枪了,再往后他们就静静地听。这个宣传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国民党反动派在亳州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亳州地区也深受其害,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本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蒙城青抗会惨案”和“亳二区惨案”。亳州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从民族大义出发,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行为。

    1、蒙城青抗会惨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蒙城爱国青年邵光从延安返回蒙城,与进步青年段青皮、江永华等人一起,在城乡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1938年3月,他们在蒙城县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同年11月,他们把“青救团”改成“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简称“蒙城青抗会”)。

    青抗会在开始成立时,是由爱国青年组成的一个群众性抗日团体。后来,它在豫皖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帮助下,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青抗会的力量逐步壮大起来。1939年底,青抗会会员由原来的30多人发展到1500多人。他们在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揭露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掀起了蒙城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反动势力的不满和仇恨。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自称“东方希特勒”的袁传壁到蒙城任县长后,伙同驻防蒙城的安徽省保安六团,制造恐怖气氛,严厉限制共产党和抗日群众的活动。他大骂青抗会是“一窝子红小鬼”、“共产党羔子”、“空抗战”、“男女混乱”等,派遣大批特务、暗探严密监视青抗会的活动,并经常在城乡实行戒严,搜捕共产党和青抗会成员。鉴于上述情况,豫皖边区党委指示大部分同志转移到涡北抗日根据地,卢锡璜、陆振亚、杨子仪、李茂修等人留下,坚持地下斗争。

    青抗会的成员大部分撤退以后,蒙城的恐怖状态更为加剧,捉拿邵光、马敦五的通辑令贴满城乡。1940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查封“大同书店”,逮捕了杨子仪、尚志忠、李季臣等人;在农村,又逮捕了卢锡璜,并把他们关押在城东六里王庄——省保安六团驻地。几天后,共产党员杨子仪、尚志忠、卢锡璜、李季臣等4人惨遭毒手,被活埋于城东六里王东北的桂乱岗。这就是震惊皖北的“蒙城青抗会惨案”。

    针对国民党的罪行,4月20日《拂晓报》发表专题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事实真相,痛斥国民党县长袁传壁倒行逆施、惨无人道活埋抗日人士的罪行,并警告袁传壁放下屠刀,不与人民为敌,以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

    2、亳二区惨案:

    亳县二区,位于涡河以北,东、西、北三面与河南省永城、夏邑、商丘、鹿邑四县接壤。1939年秋,中共亳县委为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将共产党员马文干、纵食力、刘文灿等分别派往亳二区和亳三区工作。国民党县政府委任刘文灿为亳二区区长,路文华为区员;纵食力为亳三区区长,马文干为区员。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磨擦时,中共亳县委从亳南转移到涡河以北,开辟亳县抗日根据地。在转移时暴露了目标,三区区长纵食力、副区长王金铎(共产党员)被捕,马文干涉水逃往涡阳。

    1940年4月,为加强对亳二区的领导,中共亳县委任马文干为二区区委书记、孙明哲为区员,县委组织部长丁静之到二区指导工作。二区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

    二区中队长杨英杰、指导员杨天禄、颜集乡民团团长胡金山等均系国民党人员,表面上虽与我党合作,实际上立场反动。他们经常派人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寅生、县民团副团长杨钟处联系,汇报刘文灿、马文干等人是共产党员,留着会终成大害。他们密谋用里应外合的手段发动暴乱,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中共亳县委得知此消息后,采取多种方式欲制止事件的发生,但都没有成功。此时正值二区开展铲除罂粟的运动,因没能注意当时群众的利益,激起群众不满。胡金山、杨英杰等人见时已到,于1940年4月27日夜,胡金山等在外埋伏策应,杨英杰带区队将区暑所在地——来庄包围。杨天禄赤膊上阵,亲自指挥叛乱分子将区长刘文灿、区员马文干、路文化、组织部长丁静之及区、乡干部、战士9人杀害;把张明哲、孙明堂、鲁礼善、鲁宋章等20余人逮捕;区、乡队计百余人挟抢叛变,乡长刘干华叛变投敌,二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亳二区事件发生后,5月16日《拂晓报》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并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的罪行。同时发表了《告各界民众书》,号召根据地人民积极武装起来,惩办凶手,严厉打击侵犯民众利益的顽固分子。

    三、打退敌军“扫荡”,巩固涡北抗日根据地

    1、“六一”战斗(新兴集战斗)

    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年7月改编为11路军第四纵队)。到这年的上半年,六支队已发展扩大到19000多人枪。

    为进一步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加抗战,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六支队决定在新兴集隆重举行“五州”运动15周年纪念大会。为迎接大会召开,《拂晓报》于5月19日发表纪念“五州”15周年大会筹备消息。日军得知这一消息后,集中千余兵力,汽车20辆,分兵4路向新兴集隐蔽快速前进。第一路500余人,汽车10余辆,由临焕经青疃、龙山、左楼、孙楼向新兴集进犯;第二路300余人,由永城向马村桥、梅庙之线进犯;第三路100余人,自东向西进犯;第四路100余人由亳县向东进犯。各路敌军同时向新兴集分路合击,企图歼灭六支队主力于新兴集。

    6月1日上午8时,参加大会的各部队、抗大四分校学员、边区党委机关及群众团体已到会场,大会开始。这时,支队司令部突然接到敌人分路合击的报告,面对如此情况,司令员彭雪枫决定立即疏散群众,召集各部队领导作了战斗部署:一总队提任集西南至大王庄一线防御;特务团一营担任集南门外正面阻击,特务团另一部分人员分别由县长程志远、政委蔡永率领,担任集东南一线的防御,穿插敌后侧击敌人;其它部队撤出新兴集,分别迎击各路敌人;抗大四分校、直属机关、群众团体等非战斗人员,撤向何老家方向安全地带。

    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沿着路沟向集南我军阵地运动。新四军六支队的一、二、三总队和一、二、三团以及特务团等战斗队,在新兴集附近的岭子沟、左河床、王大庄、集南门外等线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某营郑营长带领几个战士,越过路沟,伏在坟头上将火力压向敌人,敌人受阻后向坟头发起进攻。这时,某营陈政委带领战士同攻上来的敌人展开肉博战,杀得敌人尸首遍地。担任右翼战斗任务的特务团四、五两连,在程团长、蔡政要的带领下,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五连指导员段服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又抽调进攻陶梁庄和集南门的兵力,对孙楼实施包围。为避免更多伤亡,四、五连立即向左楼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四连指导员蔡子民中弹牺牲。

    特务团一营营长罗杰在新兴集南门外一线指挥,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锋,顶住了敌人凶猛进攻。约10点钟,彭雪枫司令员、张震参谋长到一营阵地了解战斗情况,并给他们带去一挺苏式重机枪,要求一营守住阵地,挫败敌人的进攻,为胜利赢得时间。

    中午以后,敌人加强了正面形势,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特务团一营拼死阻住敌人。由于敌强我弱,战场形势渐渐发生了有利于敌人的变化。下午5时,我参战部队撤离了阵地,日军迅速攻占了新兴集。日军进集后,搜出并杀害了没能撤走的20多名群众,抢掠群众财物,烧毁会场“精忠堂”和一些民房。傍晚,彭雪枫及时命令各部队和援军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在我军的沉重反击下,狼狈逃窜,新兴集失而复得。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击毁敌人军车数辆,缴获许多军用物资,我军亦伤亡300余人。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围歼新四军第六支队的阴谋,检阅了六支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部人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把会场变成战场,沉着指挥,严密组织,积极追击敌人,是此次战斗由被动变主动并获得胜利的关键。

    2、板桥战斗:

    板桥集位于蒙城县东北,距县城15公里的一个重要集镇,宿蒙公路从板桥中心穿过,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八路军第四纵队从淮上地区到肖、宿、永、夏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1940年7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创建淮上根据地,与涡北、商丘等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就直接威胁陇海、津浦铁路线和阜蚌公路沿线的日伪军,为此,他们调集军队准备向我根据地进攻。9月,为加强对该地区的防御,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警卫营和旅部机关干部进驻板桥集。在八路军四纵队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板桥成立了中共蒙北工委和板桥区抗日民主政府,加强了对当地群众的领导。

    11月14日,日伪军出动汽车70辆、坦克20辆、飞机数架、步骑兵3000余人,向涡阳、蒙城、怀远的涡河以北一线我根据地发起进攻。日军占领宿县后,宿县、蚌埠日军500人和驻南坪的伪军1000多人,沿宿蒙公路向板桥集进犯;徐州、蚌埠日军1000多人,伪军2000多人,于16日晚集结在南坪、临浼一带,作为西犯蒙城、涡阳的后续部队。

    17日拂晓,进犯的日伪军与我军在板桥集东北10余里的警戒排接触,战斗打响。不久,我军警戒部队撤回板桥,敌人尾追而来,遭驻板桥北我军之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个多小时,击毁敌坦克两辆。上午10时许,敌人向板桥集发起进攻,被我警卫营打退,敌人伤亡几十人。下午1时许,几百名日伪军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又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被我军击退。下午4时许,敌人的连续多次冲击,均被我军击退。这时五旅旅长滕海清考虑:我军的守备战打得很顺利,给敌人以很大杀伤,我军守备任务已完成,便果断地撤出板桥集,再寻机歼敌。

    当我军撤出板桥时,集结在宿县南坪一带的日伪军3500多人,已于11月18日拂晓兵分两路,一路有2000多人,附汽车、坦克数十辆,向蒙城的双涧出发。在蒙城的王集附近,敌军遭到我特务团的阻击,损失惨重。另一路敌军1000多人由南坪直插双涧集,途中遭到我警卫营的不断打击,摧毁敌机1架,机身全毁,驾驶员3人当场毙命。11月19日,日伪军全部撤回原防,我军取得板桥战斗的重大胜利。

    这次战斗共毙死日伪军千余人,击毁敌军汽车、坦克10余辆,击落敌机1架,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展示了我军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第三节亳州涡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一、党的建设:

    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爱萍,领导豫东、皖北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3月,中原局决定撤消豫皖工委,建立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副书记吴芝圃。同年8月,撤销豫皖边省委,成立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9月10日,中共萧县中心县委和砀山县划归豫皖边区管辖,区党委遂改称豫皖苏区党委。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涡北新兴集视察工作,带来了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区党委的领导力量。在省委和区党委的领导下,亳州各县、区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亳县、涡阳、蒙城县委陆续撤出国统区,撤往涡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中共亳县委撤往涡北。4月,县委在观音堂宣布成立亳北独立大队和亳县涡北办事处。10月,边区党委决定,撤销亳北办事处成立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书记李任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德民。1941年2月,李调离,王华接任县委书记。后又相继调王伟、赵卓如、孙明哲等分任县委秘书、宣传部长、组织部副部长。5月,县委按照上级指示,除留孙明哲、李云峰、白忠勋等少数共产党员,就地隐蔽坚持地下斗争外,其余党员干部随军转移到津浦路东;同时决定秘密成立中共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孙明哲任书记,李云峰、鲁博华为委员,具体领导亳县地下斗争。

    1940年4月,中共涡阳县委在新兴集附近的小孙庄宣布重新建立,书记赵文甫,组织部长刘仁明,民运部长邵良,委员李晨,隶属边区党委和皖北特委(1940年1月重建于涡北)双重领导。县委曾下辖5个区委:新兴区委,书记邵良;耿皇区委,书记宋均;丹城区委,书记刘仁明;义门区委,书记洪渊、姜克;龙山区委,书记田启松。8月,赵文甫离任,林泽生接任县委书记。10月,江明代理县委书记,不久,江明为书记。1941年5月,县委书记江明带领一批党政干部随军东撤,赵文甫兼任县委书记。5月底,赵文甫率领第二批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东撤,中共涡阳县委活动暂时中止。

    1940年3月,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找刘仁明、宋均(刘兴汉)俩同志谈话,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蒙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蒙城工委,刘仁明为书记,宋均为宣传部长,陆振亚、李健、杨瑾等人为委员。不久,刘仁明、宋均调离,蒙城工委解体。同年8月,中共蒙北工委在板桥集成立,邵光为书记,党若平为副书记。1941年2月,中共蒙城县委成立,书记王长俊,组织部长林泽生,宣传部长朱鸿翔,民运部长党若平。县委下辖城关区、小涧区、顺河区、三义区等六七个区,区委书记及区委主要成员都是县委派去的工作组,党员共计近100人。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县委主要成员整天东奔西跑,主要是打游击,没能够很好地发动群体,建立巩固的政权,于1941年5月被迫转移津浦路东,蒙城县委解体。

    二、武装建设

    发展抗日武装,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各县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在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自下而上,大力发展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全部脱离生产,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政权机关安全,为部队筹粮筹款,搜集情报,配合部队作战。后来,这些武装力量上升为主力部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0年4月,亳县亳北独立大队在观音堂宣布成立,大队长兼政委高凌云(高峰)、副大队长耿渲武,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直属队(特务队),共约300人。随着斗争的深入,各区、乡也建立了数十人的自卫武装。武器除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外,其余多是土造的,子弹也不足。1940年冬,独立大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3个中队改编为2个连,与八路军四纵队三团拨来的第九连,合编为亳县独立营,营长来显吉,副营长胡大炳,教导员杨军。同时将直属队改为警卫连,连长李海奇、指导员陈仲亮。1941年5月,亳县独立营奉命随四师东撤。

    涡阳县在普遍建立群众抗日团体的同时,普遍建立了区、乡农民自卫队。乡自卫队一般10—20人,区自卫队一般20—30人。在区乡自卫队基础上,1940年11月涡阳县成立涡北大队,大队长赵文甫。12月,在县大队和区乡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涡北抗敌自卫团,团长李晨,副团长张登先,政委赵文甫,政治处主任江明,参谋长肖全德。自卫团下辖3个大队,共500人左右:一大队300人,各种武器200件,大队长赵文甫(兼),主要活动在吴桥一带;二大队100多人,各种枪支30多件,大队长郑道宗,主要活动在丹城一带;三大队160多人,各种武器30余件,大队长洪渊,主要活动在耿皇一带。后来,这些武装随主力部队东撤。

    1941年2月,蒙城县成立警卫连,有五、六十人的武装。3月,警卫连和区乡队合编组成县大队,由县长谢奎带领,跟随四师三十一团活动,后转移到路东。

    三、政权建设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初期,由于指导思想不够明确,战斗接连不断,加之照顾统战关系,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大部分仍然沿用国民党的县、区、保、甲制及其原班人马,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造成一定困难。1939年11月刘少奇视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作了明确表示。随即豫皖苏边区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主任吴芝圃、副主任刘宏光。联防委员会下设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建设处、司法处等机场。同时成立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参议会吴芝圃,副参谋长耿蕴斋。在边区党委和联防委员会领导下,按照“三三制”原则,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建立健全起来。

    1940年4月,在亳县观音堂集成立亳县涡北办事处,主任农超谋。下设1个区4个乡:观堂区,区长常宁,区书记耿演武,观音堂乡,乡长李云峰(李明礼),指导员刘洪亮;泥台店乡,乡长张开道,指导员鲁博华;蒋集乡,乡长兼指导员孙明哲;刘集乡,乡长向光,指导员王郁文。乡以下仍沿用保甲制。同年10月,根据边区党委指示,撤销亳北办事处,正式成立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高峰,民政科长王建中,财政科长王金锋。翌年2月,区、乡政权有所变动,亳三区由观堂区改驻刘集区,区长陈清,刘集乡乡长张广涵,观音堂乡乡长白忠勋,泥台店乡乡长牛长乐。

    1940年7月,涡阳县抗敌联合会在新兴集成立,主任李晨,行政科长陆延龄,财政科长李玉亭,粮食科长武建周,司法科长杨士光,教育科长袁逸周,民政科长张友奇。县抗联会先后建立6个区:义门区、龙山区、丹城区、城关区、江集区(今属利辛县)、城中区。在建立区、乡政权的同时,县抗联会对原国民党区乡政权,特别是乡一级政权进行改造重建。不久张保长畏罪逃往涡南国统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推选出自己的村长、保长、乡长,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权。1941年2月11日,边区党委在涡阳县城召开各界人士大会,党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宣布成立涡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晨(后赵文甫)。

    1940年8月,蒙城县成立板桥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邵光,副区长马敦五,财政区员杨国正,文教区员杨玉琦。区政府先后建立板桥、王集、移村、唐集、双涧乡、阜庙乡等乡政权,乡长分别为周登岳、王俊英、卢锡球、李耀华、魏凤台、刘华轩等。1941年2月蒙城县抗日民主政权宣告成立,县长谢奎。先后建立了城关、小涧、顺河、三义等区政权,区长分别为杨子动、陆一涵、卢锡球、邵光等。1941年5月,地方党政干部随军东撤。

    四、财经建设

    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按照“一切根据地需要的东西都要自给”的指示,涡北根据地政权很重视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工业方面。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军民兴办了许多工厂,如兵工厂、被服厂、卷烟厂、酒厂、毛巾线袜制造厂等。除兵工厂外,其它工厂几乎都是军民合办的,而且一些工厂可以达到半机械化生产。产品除满足涡北根据地需要外,还支援其它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需要。

    农业方面。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各级政府都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提倡开垦荒地,改良农作物品种,兴修农田水利事业。1939年夏季,新四军战士帮助新兴集农民开挖了一条长10余里、深3米的“新新沟”,解决了当地防旱排涝问题。1940年5月,边区政府号召每户农民养鸡3只至20只,要求麦收后每户农民养猪1头,每乡合资养母猪1头,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

    商业方面。新兴集成立了合作社、百货商行,商店经销各种货物。新兴集有皖北饭店和军民食堂,门口挂着“入门吃饭、出门抗战”的招牌,群众在食堂里吃饭,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新兴集北头有人民浴池,洗澡凭司令部发的牌子,不收现金。这样以来,新兴集的商业很快兴盛起来,从商户从38户,很快发展到100多户。那时日军占领大中城市,商民们仍可通过淮河、涡河,将食盐、纸张、布匹、百货、西药等运到根据地。根据地发行“抗币”(或称流通券、边币),每张一元或五角不等,正面写着《流通票券》字样,在涡北根据地均可使用。

    财税方面。根据地对旧时期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只征收盐税、烟酒税、屠宰税和进出口贸易税。根据地设立税务局,征收税款时,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统一印发的税收票照。边区政府在蒙城的板桥、怀远的龙亢等地设立税务检查处,开展武装征税、缉私,并保证商旅在根据地的安全。对各地征收的税款,按法定手续交财政处,不得擅自支用。

    五、文化教育建设

    豫皖苏边区党委十分注重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为了抗日斗争和建设的需要,在边区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抗日联中、党校、小学,学生大多是新四军战士、当地青年农民和从白区来的进步学生。各县也开办了一些小学、识字班和夜校等,如亳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办两个学习班:一个是党政干部培训班,另一个是军队干部战士识字班,学政治、学文化、教唱歌;在涡阳,小学教育发展较快,到1941年有小学8所,民办小学几乎各庄都有,同时还有识字班,帮助农民扫盲;在蒙城,当地党组织开办了“青训班”,参加学习的全是进步青年。

    为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丰富军队和地方群众的文化生活,宣传革命真理,新四军游击队创办了拂晓剧团、生活剧团,部队和地方都成立了文艺工作团。此外,各县都成立了文工队、农村剧团、民间艺人演唱队等,采用办墙报、贴标语、唱戏、说大鼓书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新四军游击支队还办有《拂晓报》,边区党委办有《党内通讯》,各县区办有自己的报刊,如亳县的《动员导报》、涡阳县的《动员三日刊》、蒙城县的《前锋报》。有的县还开办了自己的书店,如亳县办有进步书刊销售点,蒙城县办有“大同书店”,这些书店不仅销售进步书刊,还成为共产党员秘密联络的地点。

    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他们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同时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激发了他们进行生产建设和武装抗战的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第三章艰难困苦的1941—1943年

    第一节亳州军民保卫涡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一、敌伪顽向涡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新一轮进攻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进攻华中,将矛头直接指向豫皖苏根据地和八路军第四纵阶段。以第九战区李宗仁为总指挥,将华中划为四个清剿区,其中清剿淮北的第三分区总司令汤恩伯又将豫皖苏边区划分三个清剿区:第一清剿区包括开封、民权、杞县、太康、扶沟等豫东的12个县,归孙桐萱指挥;第二清剿区包括商丘、虞城、睢县、亳县、鹿邑、淮阳、柘城、夏邑、永城等10个县,归何国柱指挥;第三清剿区包括涡阳、蒙城、宿县、萧县、怀远、凤台、颖上、阜阳、太和等9个县,归李仙渊指挥。进剿豫皖苏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共有10余人,其先头部队于1941年初进至亳县、涡阳、蒙城等地,向涡北根据地进犯,一切大的磨擦斗争将在皖北地区发生。

    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即将向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日军于1941年1月集中7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原地区进行“扫荡”,发动了豫南战役。日军兵分三路:一路从北向南,由商丘进犯亳县、周家口;另一路从东向西,由徐州、宿县进犯蒙城、涡阳等地;再一路从南向北,由信阳向南阳、漯河等地进犯。在日军进攻下,已进至该地区的国民党汤恩柏集团军畏敌如鼠,仅在亳县、太和等地稍作抵抗后,即节节败退。仅半个月时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亳县、涡阳、蒙、界首等县城。

    这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土匪、“杂八队”等趁机四处活动,为患乡邻。一些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建立了伪县、乡、保等反动政权,盘据一方,迫害进步势力,气焰十分嚣张。如亳县凤尾乡伪乡长宋振交,外号宋猫,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是当地一霸,乡里有乡队武装,10余人枪,武器较好,常到根据地抢掠骚扰。

    为了保卫中原,打击日军,恢复失地,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第四纵队积极向敌后发展,控制一些军事要地,以利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1年2月10日,我军恢复蒙城,11月收复涡阳。同时,将淮上办事处改为淮上行署,建立健全地方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大力支持部队抗战。由于我军控制地区扩大,一些地方武装上新补充主力部队或得到加强,如涡阳县自卫团第一大队一部和第二、三大队全部,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泰山支队和五旅十三团;亳县抗日独立大队充实加强为亳县独立营;蒙城县警卫连扩编为蒙城县常备队(县大队)。1941年2月19日,中央军委命令将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彭雪枫为师长兼政委,张霞为参谋长,肖望车为政治部主任。我党我军乘日军发动的豫南战役之机,进一步发展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二、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北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正当彭雪枫部积极向前推进,恢复失地,使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日军急忙于2月9日结束豫南战役,全部撤回原防。而改退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兵分三路向我军张村铺(今属利辛)、王市集(今属利辛)、江口集(今属利辛)等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八路军四纵队正奉命西进,来不及调整布置,战局突变,仓促应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3个月反顽斗争。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月下旬到2月上旬,以广泛开展政治宣传战为主,附以武装自卫斗争。

    涡北根据地军民在边区党委领导下,以四纵主力为支柱,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深入进行统战工作。各县委印发传单和标语口号,采取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军队和民主人士进行宣传:首先对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罪行给予揭露和批判;其次,印发传单标语,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中共亳县委书记王华派独立营带着标语、传单到大寺集敌伪据点进行袭扰、宣传,扩大我常我军政治影响。中共涡阳县委书记江明、三区区委书记姜克亲自参加宣传战,在赵屯、李园一带向涡河南岸顽军喊话,并派人游过涡河张贴标语,收到良好效果。政治宣传战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瓦解了顽军下层官兵的反共意志,同时,对来犯顽军进行自卫还击,主要战斗有:

    檀城战斗。国民党宿县县长田叠波带领县自卫兵团六个中队,侵占李营、大姜庄、母土楼一带。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和特务营于1月27日拂晓发起攻击,击毙顽军30多人,俘虏40多人。

    大吕庄战斗。1月29日,国民党二十支队副队长马允修率三个大队1000余人,在国民党骑三师配合下,占领亳北根据地的大吕庄、吕庄户。我四师十八团在亳县独立营配合下,于2月1日向马部发起进攻,共打死打伤顽军30多人,俘虏300多人。

    龙山战斗。2月4日,国民党顽军一个营突然包围涡阳县龙山集我党政机关,县委书记赵文甫率领干部和100多名战士,冲击敌人包围,歼灭顽军一个主力连。

    第二阶段:从2月10日到3月底,主要在涡河以南地区抗击顽军的进攻。

    2月9日,日军发起的豫南战役突然结束,国民党顽军兵分三路,向张村铺、王市集、江口集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八路军四纵队奋勇还击。其主要战斗有:

    江口集战斗。2月10日,顽军2个团围攻我军驻江口集的2个营。我军与顽军激战7个小时,共毙伤顽军500多人,创造了反顽战斗以少胜多的战例。

    王市集战斗。顽军1000余人进至王市集(今属利辛县),与我军一个营的兵力激战,毙伤顽军200余人。同时,顽军骑三师进犯张村铺,围攻我第六旅十六团,我军略作抵抗,向涡阳转移。19日,顽军二十师分三路进攻涡阳县城,我军十六团稍作抵抗后,奉命撤出涡阳,中共涡阳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也撤往涡河以北地区。

    王圩子战斗。2月18日,我军第四旅八团两度袭击驻守蒙城西北王圩子顽军骑八师马彪部。因顽军2000余人来援,故这次战斗杀伤顽军数十人,而我军伤亡及失踪人员117人。

    蒙南半古店、罗集战斗。3月8日,顽军骑八师两个团对我军驻半古店的一个营进行攻击。经数小时激战,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大部分壮烈牺牲,部分被俘,少数突围,顽军亦伤亡500余人。半古店阵地失守后,顽军继续东犯,进攻我军驻罗集的一个营兵力,激战竟日,白刃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大部殉难,罗集失守。此后,顽军大举进攻蒙城县城,中共蒙城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军撤往涡河以北地区。

    第三阶段:从4月初五至月底,在涡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磨擦斗争。

    门西张家战斗。4月1日,顽军一个加强营与驻蒙城板桥集日伪军相勾结,企图袭击我军驻西门张家的一个营兵力。我军先于敌伪顽之前发起冲击,击溃了敌伪顽的合击。

    龙山集战斗。同日,进占涡阳县城的顽军二十一师一个团向我涡北龙山集阵地进犯,我扼守阵地的三十三团4个连前去迎击,毙伤顽军数十人,顽军溃退。

    奔袭马家楼。4月2日,国民党宿县宿县长田叠波率自卫团200余人,进犯蒙北马家楼一带,摧残地方政权。我军第十一旅三十一团4个连在蒙城县警示连配合下,于4月夜在暴风雨中强行军30多公里,袭击该顽军。经2个小时激战,俘顽军40多人,我军伤亡10余人。

    万楼战斗。4月6日,顽军第八十一师一个团及骑兵一部,在亳县土顽蒋心亮部配合下,向驻永城西南万楼我第十二旅三十二团一营发起攻击。我军英勇奋斗,反复冲击,给顽军重大杀伤。终因敌众我寡,我军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由于顽军和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加之“耿吴刘叛军”的不断袭扰,我军作战连连失利,人心不稳,部队疲劳,给养缺乏,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变成了游击区,新四军四师被迫退守北淝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各级党政机关也无法立足工作,只好随军行动。为了顾全抗战大局,保存有生力量,遵照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四师主力分批转移到皖东北地区。

    三、亳州军民反顽斗争的意义

    亳州军民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同心同德,不怕牺牲,英勇拼搏。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但也取得一些重要成绩,这对新四军四师今后的发展壮大和全国抗战反顽大局的影响,起到积极的作用。

    首先,这次斗争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提出的“阻止反共军队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的战略任务。新四军四师和亳州军民坚持武装斗争,打退了数倍于我的反共军队猖狂进攻,阻止了反共军队向鲁南和皖东北进犯,保证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发展。5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彭雪枫并报中央指出:第四师在路西三个月的艰苦战斗,阻止了反共军东进,我军虽略有损失,但这是革命战争中常见的事,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悲观。在不久的将来,四师仍可壮大起来,成为党的主力之一部。这一指示客观扼要地指明了四师在反顽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给四师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其次,新四军四师、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机关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提高了其政治素质和军事作战能力,高度发挥了我军在实战中的坚韧性、顽强性和牺牲精神。我军十旅一个营在江口集战斗中,坚持战斗7小时,虽伤亡80余人,但仍歼灭顽军5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在暴风雪之夜的马家楼战斗中,我军十一旅两个连坚决执行命令,虽冻死数名担任警戒的战士,但仍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在万楼战斗中,我军第十二旅一个营与优我15倍以上的顽军血战一天,我军5次身刃扑敌,营长鲁登禹壮烈牺牲,教导员董立军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自杀,其余大部分战士血洒战场。这些充分表现了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同时,由于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我军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军干部,在3个月反顽斗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洗不上澡,夜间和衣而睡,身上生满了虱子,被边区党委书记风趣地誉为“革命虫”,在根据地广为传颂。从这一侧面也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战、吃苦耐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再次,新四军四师和地方党政机关顺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为今后四师的发展壮大和涡北抗日根据地恢复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奉命向皖东北转移,保证了部队和机关建设的完整性,保存了党和军队建设的精干力量。在党中央、华中局的关怀和指导下,部队进行了集中整训。1941年7月19日,新四军四师在淮宝县仁和集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及团以上干部会议,彭雪枫代表军政委员会作了专题报告,总结和检查了建军、建政、根据地工作和3个月反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邓子恢代表华中局作了题为《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的报告,对四师3年来的工作给予了正确评价,客观分析了3个月反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了四师今后军事建设的任务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稳定了情绪,增强了团结,提高了胜利的信心。这次会议对新四军四师今后各项工作的转变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新四军四师和地方党政机关撤出涡北抗日根据地

    一、战略转移的具体部署

    为了避免扩大内战,创建巩固的皖东北根据地,阻止反共军进攻苏北和山东,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反顽斗争的紧要关头,命令四师主力和地方党政军人员转移津浦路东地区。根据这一指示,彭雪枫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对四师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转移问题作了精心部署,要求“不损1人,不丢1枪”。为了保障顺利转移,他们利用统战关系和敌顽矛盾,做好接应和护送工作,阻止反共军队过路,把津浦铁路变成阻止顽军东犯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彭雪枫又指示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周季方,对地方干部转移作了具体安排,并派肖望东亲自到边区党委机关新兴集传达:

    (1)转移时不准带家属和孩子;

    (2)所有文件一律销毁;

    (3)所有转移人员一律轻装,只准带武器,其它什么都不准带;

    (4)各县要留下精干的党员和武装,坚持地下斗争;

    (5)要在一星期之内组织转移人员到指定地点集合。

    周季方根据彭雪枫的指示,与吴芝圃、萧望东等领导同志进行研究,决定边区党委机关组织一个直属大队,各县成立一个中队,均由县委书记负责,并将集合地点和转移时间及时通知各县委,计划先后分三批转移。

    二、战略转移的经过

    新四军四师主力部队分为三个梯队转移。5月5日,四师直属部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濠城,稍事作息后,于7日渡过天井湖,进驻管镇一带。原先到达皖东北之第十旅进驻上塘集、郑集、杨景镇一线。8日,第十二旅转移津浦路东,进驻鲍集一带。30日,原定由张震、吴芝圃率领第十一旅坚持路西斗争,但由于形势继续恶化,部队损失严重,经师部批准,亦转移津浦路东。至此,四师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到皖东北地区。

    地方干部和武装是随主力其后而转移的。5月初,蒙城县部分党政干部随边区党委机关到达宿南孙町集。在孙町集,边区党委召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蒙城县委领导王长俊、朱鸿翔、苗泽杰、林泽生、王蕴、杨瑾等人参加了会议。彭师长作了动员报告,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转移的意义及转移的准备,并说:“干部不论大小都得听从指挥,地方干部的马匹一律交给部队,轻装行动。其它,该烧的烧,该扔的扔。”行动时,干部由刘子久指挥,苗泽生任干部队队长,由警卫团护送。经过两天的急行军,边区党委机关由固镇北越过津浦路,彭师长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并风趣地讲述了赵匡胤下河东的故事。以后,蒙城县地方干部又分几批,陆续转移。5月底,蒙城县大队与宿西警卫营编成一个大队,谢奎任队长,李时庄任政委,寻机急行军东进。

    5月1日,中共亳县委书记王华在观堂东北之秦楼村接到区党委领导吴芝圃的来信,指示县委带领全体干部和武装,务必于5月2日赶到涡阳县丹城集集结待命。当天傍晚,县、区、乡干部和县独立营共300余人,在县委书记王华、县长高峰的带领下,顶风冒雨,弃路避村,越野而行。经一夜急行,次日下午到达丹城集徐楼村,见到吴芝圃、周季方等边区党委领导。为便于行动,边区领导指示,亳县独立营划归新四军四师十二旅整编;地方干部编成一个大队,张辑五任队长,王学武、李任之分任正副政委;亳、永两县和边区妇女干部约30人,编为三中队,赵卓如任中队长,王华任中队指导员;留下没有来得及通知到达指定集合地点的同志,坚持地下斗争。5月3日,队伍从丹城出发,经石弓山、袁店集、南坪集、蕲县集,5月4日夜,越过津浦路,与守候迎接的四师敌工部长刘贯一会合。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涡河以南摆下重兵,中共涡阳县委和县自卫团及涡南区、乡人员于4月初全部转移到涡河以北。5月2日下午,涡阳县委书记江明接到边区党委通知,要求把涡阳的县、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立即到丹城集集合,准备撤退。5月3日,涡阳县委把全县干部100多人(包括女同志)编为两个中队,江明任队长,曾谋任指导员,随边区党委和部队东撤。涡阳县自卫团转移路东后,进行整编,随四师主力活动。此后,涡阳的地方干部又分几小批转移,于5月底顺利完成战备转移任务。

    三、敌伪顽卷土重来

    新四军四师和地方党政机关转移津浦路东后,敌伪顽卷土重来,亳州各地全部被敌伪顽占领。敌伪顽疯狂进行反扑,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迫害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大搞“策反”活动,各县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是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日军所到之处,对沦陷区人民进行烧杀、抢掠、奸淫,并扶持当地反动势力建立日伪政权。1942年,日军到新兴集、牌坊集一带扫荡,看到群众乱躲藏,逮到就杀。小李庄的群众只剩下一个害疾病的人,日寇叫他去找“花姑娘”,他没找到,被吊在树上用刺刀扎死。日寇把群众的柴草垛点着火,将掠来的猪、鸡、鸭用刺刀刺死,整个放在火上烧着吃。伪军依仗日寇到处安插据点,拉夫抓丁,要粮要钱。群众为了生产和生存,将口粮和种子埋在地下,年轻人也多在野外露宿。涡阳县侯集子有一青年农民,为了躲避被抓壮丁,将自己的右手五指用铡刀铡去。

    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强化特务机构,大搞“自首”活动,杀害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县、区、乡建立调查室,组织一套严密的特务网,强迫抗日群众和进步人士“自首”,甚至给抗日政府送过公粮的基本群众也要“自首”。不仅如此,他们还迫害抗日干部及其家属。蒙城县土顽司令张玉彬带领人马到处搜捕没有撤离的共产党员和主要干部的亲属。移村乡乡长周学孔被土匪头子王蕴恒的爪牙周金斗抓去,用酒掺辣椒水灌得死去活来,后被杀害。周被害后,其子也被活活害死。原蒙城县我党负责人邵光、卢锡球、马敦五的父亲均被抓去严刑拷打,威逼叫其儿子回来“自首”。马的父亲被押到河南省漯河市杀害,邵的父亲被害致死。亳县原独立大队分队长郑万君,被日伪政府抓去,坐牢一年零八天;独立大队副大队长耿滨武的父亲耿怀宝,被汉奸抓去,险遭杀害。

    三是土匪蜂起,官匪勾结,抢劫群众财物,迫害劳苦大众。据蒙城县钱前庄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7月,每年被土匪抢劫三、四次,当地保长马中远带着保丁,三天两头向群众索要钱财。涡阳县王安一带,官匪勾结,勒索迫害群众的罪行更是难以胜数,惨不忍睹。当时王安流传一首民谣:“王安一带鬼神惊,庄庄土匪村村兵,王安一带杀人场,尸骨成堆血水淌”。据调查,全乡29个村庄,抢去牲口145头,衣物2223件,粮食11万多斤,奸污妇女58人,杀害群众37人,打伤群众31人,典妻卖子者28户。

    四、沦陷区人民的抗日反顽斗争

    敌伪顽匪到处烧杀淫掠,激起沦陷区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敌伪顽进行坚决斗争。涡阳县的以朱玉兰为首的“大圣门”(一种教门)联合周围几十里的群众,把群众组成抗日反顽武装。他们把这支队伍编成大队、中队、小队,使用长矛、大刀和步枪,一村发生匪警,各村立即支援,该队作战非常英勇,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王安乡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白天分散生产,黑夜集中自卫,村村户户以举火为号,互相救应。一次较突出的斗争是在1942年11月的一天,当地杂八队200余人,黑夜围剿代庄,企图大肆掠夺。代庄群众在程庄寨、门李庄的支持下,依仗深沟,集中四十名男女老幼,以两大车砖头打退匪徒的数次进攻,坚持3个小时之久,打死打伤匪徒20多人,保全了3个村庄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沦陷区人民在与日军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泣可歌的英雄人物。张村铺(今属利辛县)有一位外号叫“老人头”的人,看到国民党第三师师长徐良备与日军不战而逃,痛骂国民党腐败无能。待日军过来,他拿起一枚手榴弹炸坏了日军一辆汽车,自己也牺牲了。日军要张村铺商民韩清信给他们带路,韩清信故意把日军的汽车引到河滩里,使汽车陷进淤泥里不能过河,从而使河对岸几百名男女老幼免遭揉。日军退回张村铺后,韩清信也被日军杀害。

    1941年冬,国民党顽军单桂山部约1000多人住在高炉集一带,群众骂他们是活土匪。该部经常向群众摧粮派款,明抢暗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他们还私设办公室,残酷折磨群众。由于他们作恶多端,激起涡北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1942年5月1日,高炉、顺河、曹市、殷庙、青町、石弓、龙山等地群众,手持长矛大刀,袖扎白毛巾,趁单桂山到县城开会之机,包围了该部驻防的前后牛庄。拂晓,战斗打响。单部官兵自认为依仗工事抵抗,不会出现差错,但忽闻四周喊杀声大作,加之内部无人指挥,顿时乱作一团,不少官兵换上便衣外逃。群众一拥而上,活捉大部分官兵,罪大恶极的匪兵当场被群众杀死。

    第三节坚持党在亳州的秘密斗争

    一、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

    1941年5月底,在组织地方干部最后一批转移时,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路西地委,书记谢邦治,副书记何启光,组织部长赵文甫,秘书杨海波,同时还配有两名政治交通员,辖亳县、涡阳、蒙城、永城、宿西、萧县和夏邑等县党组织。同年10月,边区党委决定撤销路西地委,建立中共宿东地委,书记谢邦治,副书记何启光,委员姚克、周启邦、姚运良。宿东地委仍辖路西各县党组织。

    在路西地委成立前后,各县秘密县(区)委先后成立起来。1941年5月初,中共亳县委东撤之前,决定已派往亳西北秘密开展工作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明哲留下,并负责联系没有撤出的党员。孙明哲回亳后,按照县委的部署,与留下坚持和没有撤走的共产党员李云峰、白忠勋、刘一樵、鲁博华、鲁守章、鲁瑞华及上级派来亳县搞地下工作的苏有才等10多位同志取得联系,并秘密成立了中共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孙明哲任书记,李云峰、鲁博华为委员,具体领导亳县地下斗争。

    1941年5月下旬,中共涡阳县委决定留下原龙山区委书记田启松和县粮食科长武建周两位同志组成秘密县委,田启松任书记,武建周任组织部长,并要求他们保存力量,长期埋伏,广交朋友,待机而动。不久,由于形势恶化,宿东地委明确指示:田启松负责涡北,武建周负责涡南,各自独立工作。1942年秋,田启松参加了宿西县委。1943年,宿东地委决定成立宿永涡县委,田启松任书记,负责宿永涡边区党的工作,武建周仍独立负责涡南党的工作。

    1941年5月,蒙城县地方党政军人口随军东撤途中,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找共产党员姚克、邵光等人谈话,要求他留在宿南做王峙宇的统战工作。王峙宇部队是皖东北农民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在部队组建时,就有我党的组织领导,是一支拥护我党我军的抗日武装。同年6月,宿东地区决定成立中共宿怀蒙工委,(不久又改名为宿南工委),书记姚克,委员段佩明、邵光。1942年底,姚克调离,邵光任书记,主要做宿南王峙宇的统战工作和开展蒙城怀远两县党的地下活动。当时,参加工委工作的党员还有陆在川、李健、刘玉华等。

    二、党的地下组织的主要活动

    亳州各县(工)委,在中共宿东地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在长达3年的艰苦斗争环境中,认真执行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分化和瓦解敌伪顽势力,而且还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为我军收复津浦路西、恢复亳州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一是谋求社会职业,坚持长期埋伏。宿东地委指示各县党组织停止公开活动,设法谋求公开职业,以“灰色”面貌出现,长期坚持隐蔽工作。因此,各县党的负责人利用亲戚朋友关系,谋求合法职业,力争站稳脚跟。孙明哲、武建周、邵光等人,通过关系当上小学教师,田其松在临涣集开个杂货店,亳县工委在亳县与商丘交界处开个中药铺,以此作为地下联络点。宿东地委派往蒙城工作的秘密党员樊宏略到蒙城东南移村集,在我方人员刘华轩亲属的“同和堂”药店建立联络点,以移村为中心,往来于蒙城双涧和怀远龙亢等地,进行党的联络工作。其它秘密党员或投奔亲友,或外出做生意,或利用关系打入敌伪军内部,以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

    二是加强各地联络,发展新党员。各县(工)委首先联络隐蔽的党员干部,做思想稳定工作,并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慎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亳县工委成员分头把隐蔽的党员联系起来,经常向他们传达上级党委指示精神,使其安定思想,坚持斗争。他们还发展了宋占祥、翟玉玺等人入党。涡阳县委书记田其松通过秘密党员刘允武,与新兴、石弓、丹城等地的共产党员联络,进行形势教育和纪律教育,在长达3年的地下斗争中,不仅使党的组织力量完全保留下来,又发展了几名党员。武建周以教师身份通过对学生家访,宣传抗战形势,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王允祥、李玉斌、李彦国等人入党,并于1944年初成立了中共涡阳工委,武建周任书记,常冰如、相正善为委员。蒙城县樊宏略通过联络,在龙亢北与秘密党员毛松白接上关系,在移村找到一个党小组,有6名党员,向他们介绍我军转移后的形势和宿南武装斗争情况,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先后发展邵运章、张治国等人入党。

    三是打入敌伪军内部,搜集传送情报。各县(工)委通过各种关系,打入敌伪军和国民党机关团体干部,以灰色面貌出现,广交朋友,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人。亳县工委成员鲁博华,打入民团胡金山部任军需,苏有才在亳城北关日本人开办的煤球厂当工人,鲁守章打入伪军蒋心亮部。通过广泛接触,他们了解很多敌情。涡阳县委书记田其松派地下党员打入岳集伪据点;武建周在盛圩小学教书期间,与当地保长盛明球交上朋友,并认了干亲,掌握了许多敌情和乡、保长的思想动态,派交通员李亚斌向边区党委汇报。宿怀蒙工委派韩效汤到刘村集伪乡公所当会计,派杨春旭任燕头集伪集长。他们在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人、保护地下党员的活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敌伪顽的斗争。各县(工)委根据对敌伪顽斗争方针,不搞群众运动,不公开进行宣传鼓动,而是秘密组织群众,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敌伪占领区,组织农民坚壁清野,在国统区组织农民采取拖、磨、躲的方法,进行抗粮抗税斗争。黄德良在蒙南地区利用青纱帐,组织青年集体反抗抓壮丁,取得一些胜利。地下斗争的开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增强了群众斗争的信心。

    五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势力。各县(工)委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争取进步努力,打击反动势力,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武建周以教书为掩护,主动与当地士绅、乡保长交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拥护国共联合抗日。1944年暑期,西阳乡乡长葛一尘从城里托人带信,告知常冰如被捕,要武建周迅速转移,从而使党组织避免一次重大损失。中共宿怀蒙工委派邵光做宿南农民抗日自卫军王峙宇的统战工作,并在其部队建立党的组织,使之成为我党掌握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王峙宇也因此受到国民党顽固的敌视。1942年春,王峙宇被顽军李仙洲部秘密杀害,其部队被编入我宿东游击支队,坚持在宿南开展游击战争。